引言

1969年，河南洛阳市郊发掘出一座隋朝粮仓，通过对史料的比对，我们得知了它的真实名字——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隋朝。通过整整四年，我们才完成了对其初步的发掘工作，发掘成果也震惊了世人。

这座粮仓面积约为四十五万平方米，有二百五十九个粮窖，窖口直径十到十八米、深七到九米。如此规模的粮仓，在世界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更让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粮窖居然留存着五十万斤已经部分碳化的谷子，颗粒仍然清晰可辨。

对，上文提到的“含嘉仓”就是隋朝设立的“义仓”之一，从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朝共开垦了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农田，中原大地上再次呈现了自吕后之后的“耕者有其田”的盛世景象。而隋朝也因此在各地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这就是“义仓”，据史料记载，当时各郡义仓存粮皆在百万石以上。但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唐朝著《隋书》极尽攻击之能事，对隋炀帝的偏见性，使得隋朝这种完美制度一直尘封在历史中。

含嘉仓

隋文帝的创业之初，“义仓”制度的设立

自“侯景之乱”后，江南豪强士族日渐衰微，但北方长期依附北方异族的关陇士卒元气仍在。公元581年，关陇士卒出身的杨坚废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公元589年，隋朝攻破南陈建康，中国经历了两百六十多年的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

杨坚从秦汉一统到南北朝的分裂，历代王朝已经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毁灭，政权的更迭规律看的很清楚：只有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才能使国家安全平稳发展。基于这个认识，为了彻底平息豪门士族之患，他建立了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豪门士族的发展。另外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实行了普天下的免税，到了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侯景之乱

由于国库丰盈，以至于多出来的粮食和铜钱都无法安置。鉴于此，隋文帝创建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以税收转运或者储存，同时借鉴了晋朝“常平仓”平抑粮价的做法，在各地建立了“义仓”，如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等。这是一种比之现在来说都不遑多让的社会保障体系，隋文帝建立“义仓”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平抑粮价上，更多的体现在国家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救灾救济作用，而且作为平抑粮价的作用，实质上就是真真切切保证了朝廷发行的货币的价值。

我们常说，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以及度量衡”，但在真实历史上隋朝之前的王朝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货币，而隋文帝做到了。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要求各地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币，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隆重推出了重量为2.42克的“隋五铢”，这种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迅速在帝国范围内流通，并得到了商人百姓的充分接受。而与货币挂钩最为紧密的商品——粮食，就成为其天然的调节剂，各地建立的“义仓”在实际上也起到了现代中央银行调解货币的作用，“义仓”对外的粮食买卖，也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的市场操作。

隋文帝画像

隋朝“义仓”的发展

隋文帝虽然征服了整个中原，但运气不佳，在他主政期间国家连年灾祸，各种灾难频发，到了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朝廷为了增强抗灾能力，鼓励民间开展自救，地方各自建立“当社”。当百姓给当社缴纳粮食后，由专门委任的社司来检查出入数字，于是各地纷纷效仿，仓库里的粮食一时堆积如山。

隋文帝将这种制度纳入国家运转体系中，以当社丰盈程度来判断官员的升迁，还对当社贡献不足的百姓和官员实施了严厉的惩罚。为了使当社更为正规化，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隋文帝再次颁布诏书，分天下户口为上、中、下三等，每年需要对当社贡献一石到三斗不等的粮食。

如此一来，当社正式成为官营性质，杨坚又颁布了义仓强制令，开始以税收的方式征调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事实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救灾还是对外用兵，正式由“当社”更名为“义仓”的储备制度非常好用，尤其表现在隋炀帝三次远征高句丽时，“义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军粮不足的弊病。

但是，“义仓”的运转真的就一直能保持良好吗？这种储备制度的运行真的能给隋朝带来好处吗？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表面有益的事情，其实质不一定是好的，尤其以结果来看。

隋朝义仓分布图

“义仓”不义，滥用民力的同时，瓦解了帝国固有的货币制度，损害了北方士人的利益，最终隋二世而亡。

“义仓”的运转基本上是运转正常的，野心勃勃的隋炀帝在征高句丽时看到了这种储备制度对于军事来说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处，于是他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快速度建立“义仓”制度，为了服务这一制度，隋炀帝决定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开凿大运河。

• 一、滥用民力，为了打通各地“义仓”的粮道，开凿了京杭大运河。

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就有江南官员请求开凿运河，以削减税粮运输成本，到了隋炀帝时期，面对高句丽占据辽东不断挑衅的情况，运河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他再次下令开凿了最北端的永济渠，这还不算，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他再次下令开凿江南河，沟通了南北各地“义仓”所在，保证了对高句丽作战的军粮运转。

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水利工程，这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后世的唐宋繁荣作出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在当时手挖肩扛的社会中，修建这样的大运河要征调天量的民工，据史书记载征调民工约为五百四十余万人，占当时总人口五分之一多。

如此滥用民力，再加上用兵征调，修筑东都洛阳，修建长城等等巨大工程，常年累月，出现了“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的局面。

大运河

• 二、“义仓”强征粮食，使得粮价飞涨，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货币，而隋炀帝“白钱”的发行，将帝国的货币制度推向崩溃。

随着各地“义仓”的建立，百姓手中剩余不多的口粮被官员强行征调到其中，由于粮食的短缺，其慢慢成为实际意义上真正的硬通货，与此同时帝国政府发行的“隋五铢”也开始减重百分之五六十，币制开始崩溃。

隋炀帝为了维持货币的稳定，在江南发行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开始铸造以铜、锡、铁合金为材料的“白钱”，这种精美的货币受到了市场的追捧，并且不受贬值的影响。

隋炀帝看到了白钱的好处，于是将白钱发行推行到整个帝国，发起了他在位后的唯一一次货币改革：全国统一由白钱缴纳税赋，不再征收隋五铢，而收税的数目不是按照隋五铢的等同价值来收，而是以隋五铢的等同数量来收。而隋朝的税制执行的是“北粮南钱”，但改革后的税制无疑使北方长期使用隋五铢的士族百姓损失严重，由此以“隋五铢”为基础的隋朝货币制度开始崩溃。

历史证明，任何朝代的灭亡无不与其货币制度的稳定有着密切关系，“义仓”制度的加大加深运行，推动着货币贬值，而隋炀帝“白钱”的发行，更是将以“隋五铢”为基础的帝国货币直接推向崩溃，天下大乱，也就不了遏制的发生了。

隋炀帝影视形象

• 三、在“义仓”制度推行，受损最大的是以关陇士族为首的北方势力，而隋朝的建立的政治基础，恰恰是关陇氏族政治集团。

隋文帝夺取天下的基础就是关陇政治集团，就连他自身都起自关陇士族，所以统治重心本着“长安——洛阳”一线为基础。但是隋炀帝即位以后的政策多是以江南为重心的，比如开凿大运河和建立“义仓”，让江南获益无数，但大部分成本却是平摊在了江北黎民的身上，征发的民夫、收缴的粮食、拆除的村寨、挖掘的坟墓等等牵动的利益都是江北士族的，这一切皆引起了江北士族的不满。

对于隋帝国而言，北方经济发展本不如南方，北方黎民百姓之苦也远大于南方，当经济的不平衡反映到政治上时，以士族主导、以农民起义为形式的反抗也就产生了。

隋末农民起义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虽然各自为战且拥有着不同的领袖，但其背后都有某个世家大族的影子，甚至有些人原本就是隋朝的官吏，这种特性以义军首领多为关陇士族表现的最为明显。

隋炀帝推动的以“义仓”为首的经济手段，表现出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最终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与此同时隋炀帝治理江山又必须依靠江北关陇士族，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不对等，使得关陇士族成为隋炀帝的敌对方，隋炀帝自己断了自己的根，终于走上了绝路。

公元618年，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骁果军在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将隋炀帝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来护儿等人皆被杀戮一空，隋朝二世而亡！

隋末农民起义

结语

“义仓”制度自三国张鲁创建以来，一向被文人雅士标榜为施仁政的重要标志。可事实证明，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会用的人来实施，隋炀帝打击豪门之心是好的，但“益南损北”这种政策让江北之民不胜其害，最终被关陇士族利用了流民们的仇恨，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成为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虐”，那么结果就是：隋炀帝死，隋帝国亡！

参考资料：《隋书》、《资治通鉴》、《通典》、《中国货币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