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这属于宏观历史范畴，也就是所谓的“大历史”。评价明朝，我们需要把明朝放入大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

本文从政治、疆域、科技、文化几个方面简述一下明朝。

政治上：进入了极端皇权专制时代，最终异化为皇权外包

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职位，六部等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直接向皇帝汇报，由皇帝亲自运筹帷幄，居中协调管理。延续了几千年的宰相制度寿终正寝。

皇帝总揽朝政的好处是：所有权力都在皇帝手里，皇帝处在核心中枢位置上控制一切。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明显的坏处：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精力旺盛、能力强大，如果皇帝本身能力不足，或者心不在焉，那就会导致国家政治运转不灵。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办法，把权力进行外包。这种外包，当然不能包给外臣，皇帝本身就要防止外臣权力过大；要包就包给皇帝信任的内臣--宦官，或者秘书（即大学士）。所以，明朝盛产权宦和权臣，其根源就在于无法始终保证皇帝的能力和精力足够。当皇帝本人无法履行核心中枢、最后决策人的职能时，只好委权给宦官或秘书。

这个制度还产生了另一个连带后果：国家政治制度这个体制对皇帝个人的要求很高，国家大事情多，因此，皇帝个人的权利空间在理论上就被大大压缩了。

这就好比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有一个人兼任，因此他大事小事都得管。如果公司小的话，那情况还好，事情不多，董事长兼总经理还能有个人的时间和兴趣爱好。如果公司大了，或者公司遇到了业务面临剧烈竞争等情况，那公司的事情规模就大大增加，很可能件件都是急事、要事，都需要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时决定。那么，这就把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个人时间压缩了，甚至加班加点也忙不完了，个人时间彻底消失了。

大明皇帝就面临这种局面，制度上要求皇帝事事要管，但是皇帝自己想发展点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木工活、当个商人、扮演个将军之类的，就没时间了。没时间怎么办，那就压缩办公时间。因此，我们看到明朝有不少皇帝，搞点个人爱好，结果被大臣上疏批评。因为大臣们认为，皇帝在尽到制度要求的管理国家责任之前，是不能用个人爱好来影响国家大政的。皇帝也不干啊，既然你批评我，那我干脆不上朝了。

明朝的奇葩政治现象，其根源就在于此。

疆域观念上，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疆域范围被扩大了

传统观念认为，中原汉地才叫中国。而从明朝开始，这个观念被改了。

明朝在承认元朝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向北元和周边各原来的朝贡国宣布：只要是原来元朝统治的区域，都是中国旧疆。这就把“中国”的疆域在观念上扩大了，明确地认同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中国疆域的概念。

朱元璋在祭奠常遇春的祭文中说：“底定中国封疆，自昔正统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国，尔功懋焉。”洪武三年，朱元璋赐书北元统治者称“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

明朝在派遣使者宣告周边各国时，也是到处宣称恢复中国旧疆的。在赐高丽的玺书中，朱元璋说：“朕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接着使者四出，“遣使外夷播告”明朝建立，这道玺书连续被赐于琉球国等海外诸国，强调明朝“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观念上改变了，明朝在行动上也是这么干的。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明朝始终认为云南是中国旧疆，必须划入大明治下，因此派大军消灭了蒙元遗留的梁王，接着又消灭了当地想要自立对明称臣的少数民族反叛力量，最终云南被收复。今天云南的疆界就是那时底定的。

朱元璋始终强调“朕全有中国”，明确了明朝承袭了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并非传统狭隘的“中原”。这个观念的突破是从明朝开始的。

科技上：进步很少，开始落后于西方

这里我们通过耶稣会士的眼光来看一下明朝科技的一个方面：天文。

1565年，8名葡萄牙耶稣会士申请进入明朝传教，被明朝拒绝了。后来直到1580年代才真正进入中国。他们带来了当时西欧最新的科学知识和观念。到明末时，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徐光启入教后，天主教在中国精英分子中传播迅速。

耶稣会士以其天文知识被邀请进入明朝钦天监，帮助明朝重新编订历书。他们的工作成果是：在徐光启主导下，编成了一本《崇祯历书》。可惜书成之后没几年明朝就亡了。

耶稣会士分别在南京和北京看到了明朝钦天监所使用的仪器，他们对中国天文仪器的制作精良夸赞不已。但是，他们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起码落后西方200年了。没错，明朝制作的天文仪器和应用理论都来自元初郭守敬，已经有300多年没有改进了。大明的历书与实际的天时天象偏差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修订历书的迫切需要。

上面这个例子是一个缩影。

当西方忙于冒险并促进了科技迅速发展时，明朝依然保守，在科技上没有什么发展进步。比如火器方面，葡萄牙人带来的红夷大炮就是比明朝的先进，射程更远，打的更准。

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还故步自封，不愿意正视落后，不愿意虚心学习。

文化上：只以朱熹儒学为正统，以八股取士，极大地限制了思想

文化方面与政治制度关系密切。

朱元璋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就把科举考试范围局限在朱熹儒学里。后来竟然进一步发展成八股文，只要按照固定格式答题就行，不许学生发挥。这样民间的思想创造力就基本被遏制了，甚至说被扼杀了。

明朝限定朱熹儒学、以八股取士，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的“结晶化”。

物质在气体或液体状态时，其形状、性状是很有弹性很活泼的，而一旦结晶，就被固化了。固化之后，形状难改、性状更加难改，没有高温高压的条件，很难改变固体的形状和性状。

中国文化到明朝时就经过了这样的结晶过程。原来汉唐气象万千、海纳百川，宋朝不说有多宏大，但思想自由还是有的，但到了明朝，一下就把中国文化思想固化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一下子被限制住。政策导向遏制了绝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能力发挥，剩下的极少数人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中国接下来的四五百年，就被限制在这固化的氛围里了。怎能不落后呢。

结语：明朝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前因的，需要客观看待

明朝的诸多变化，是从唐朝到宋朝剧变趋势的延续。宋朝开始重文抑武、加强皇权，到了元朝则进一步增加了严厉的等级制，因此，明朝形成这些制度和变化都是有原因的、有其历史传承的，不能孤立地就说明朝导致了中国落后。后来的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后，更加紧了一些，这也不能说全是它自身的原因。

明朝，是中国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极大概率事件。本文没有涉及经济，其实明朝立国时因为缺乏白银，也就是货币，因此不得不搞了类似计划经济的限定民籍制度。这些都是促成明朝制定制度的历史约束。明朝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它的特性不是凭空形成的。

研究历史，与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一样，需要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背景环境中去看待，这样我们的观点才不会偏离真相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