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疆域图

关于明朝的民族观念，一些论者认为是苟且保守，他们的依据也很简单，因为自明中期后，由于屯田制的衰败和明朝皇帝对外部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导致疆域防线不断地收缩，因此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朝的疆域对比元帝国显得十分狭小，对比后者清朝的疆域也没有它的广袤。

这就让人们错误地认为明朝的民族观念过于保守与落后，对少数民族缺乏包容，仅仅局限于中原汉人地区，但事实上是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有它先进与积极的一面，它采取的是“内治外安”的治国理念所指导下的民族政策，对边疆稳定和民族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历朝历代的民族观主要是由当朝统治者的民族观所确立，明朝的民族观则是由明太祖所倡导确立的，而他所形成的民族观则是“大一统”思想。

一、明朝建国理念：“定天下于一”

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最早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此为“大一统”，其实“大一统”思想在我国出现的很早，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众建诸侯，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林立，此时看似群雄分裂的局面，但其实华夏早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开始出现，诸子百家开始倡导大一统之说。

公羊家在夷夏之辩上认为，夷狄与华夏的分别不在于不同的种族上，而在于有没有文化，有没有道德。在春秋的大转变时期，有些本来是中国的诸侯国，在文化道德上沦为夷狄，也有些原本的夷狄诸侯国，在文化道德上成为华夏。公羊家认为，《春秋》对于“华夏”和“夷狄”的区别，态度是极严肃的，但这种分别又是相对的，一个原本是夷狄的种族、部族或个人，如果接受了华夏文化，他们就进入了“华夏”，成为华夏的新成员，如果一个原本是华夏的人，背离了华夏的文化，那么他就变为了“夷狄”，因此应当对“夷狄”与“华夏”一视同仁。直至汉代，一位托名战国时代的公羊高所撰写的《春秋公羊传》便首次以“大一统”三个字来概括这种思想。

自“大一统”思想正式确立后，便成为了历代王朝处理国家大政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后世之君也正是继承了儒家治国的“大一统”思想，之所以说朱元璋继承了这种思想，是因为朱元璋早年还在与群雄逐鹿之时，便时常与群臣论述如何“定天下于一”的问题。

太祖曾问国子博士许存仁等人：“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许存仁对曰：“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明太祖实录》卷19

朱元璋起义一直以“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为己任，这一点在他在进围平江、消灭张士诚前夕就能洞悉，当时李善长劝他就帝位，他则认为功未履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涂尚梗为由，加以拒绝，而他在消灭张士诚后，又告诫诸将江南既定，当北定中原，以统一天下。

在朱元璋登基后，他仍念念不忘要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在洪武十五年，明军消灭云南故元粱王后，傅友德遣使诏谕大理总管段世，段世却三下战书，其声称：“云南根系白爨故地，称为遐荒，历代所不能臣。”以此拒不归附明朝，但明太祖随即明确指出：“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坚持统一之。

明太祖朱元璋 剧照

明朝的后世之君承继儒家治国的“大一统”思想主要表现在，明成祖夺位登基后，他以皇太祖高皇帝之先志，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在他执政期间就多次亲自统兵亲征漠北，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收拢少数民族设置羁縻卫所，一心想控四夷制天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明中期后，虽有守成天下的举措，如修建长城，对俺答汗封贡以及西南土司制度的推行与变更，但就如万历年间，万历皇帝仍对西南和西北用兵，以及利用女者族的强势部落对东北进行管理等措施，虽多差强人意，却也反映出了明朝后世之君的治国理念和民族观是遵循着“大一统”为指导思想的。

二、明朝“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观念

“夷夏之防”是中华民族由原始部落群向民族共同体过渡时期矛盾与斗争的产物，“华夷”或“夷夏”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夏”与“夷”仅属于地域或民族的观念，自西周初开始实行分封制，在封建过程中确立了内外服制，因此将推行周朝礼乐制度的华夏族聚居区划分为畿内、外服，将蛮夷戎狄视为“化外之民”，划分为荒服、要服。

在这种长期分化的作用下，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民族文化与特征开始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并且开始产生了隔阂与对立，从而衍生出了“夷夏之防”的民族意识。但华夏与夷狄的尊卑等级、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是在春秋时期才渐显端倪，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蛮夷戎狄进入中原地区，因此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之一便是揭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旨。

孔子像

明太祖以儒家思想治国，因此继承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非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人们常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其实并非出自儒家，而是出自于《左传》，其意思是说楚国与鲁国的国君不同姓，因此必然貌合神离，无法一心，而不是说戎狄民族与中土人士的隔阂。

儒家思想也从未真正歧视过少数民族，比如在《论语》里有这样的描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想去东方夷人群居的地方居住。有人说：“那里文化落后，为什么要去？”孔子说：“既然有君子去居住，那么就不能说落后了。”这说明，孔子并不歧视与排斥少数民族，他认为华夏与夷狄的区别只在于文化上而已。

因此根据“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明太祖认为的是少数民族只能“以小事大”，接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否则让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会酿成风俗礼制的“祸乱”。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皇明诏令》卷1

明太祖朱元璋 剧照

明太祖曾说：“夷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可以看出，明太祖并没有排斥和歧视少数民族，他由于亲身经历过暴元的统治，因此只是认为少数民族的能力不足以统治中原，而是要“以小事大”，服从中原汉族王朝的统治。

明朝以此确立自己的天下观、民族观和国家关系等，这种思想体现在文化上，就是认为“华夏”文明有礼，“夷狄”野蛮落后，政治上则是认为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也就是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抚蛮夷的责任，蛮夷则有向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并且在经济上“富有四海”的明朝皇帝，对入贡的四夷则有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所赐予的远超贡物价值，以体现天子的恩抚之情。

三、明太祖倡导“华夷一家”

自春秋时期开始，各族开始内迁中原，由于此时的华夷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夷狄与华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最后形成了民族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绝对的，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后，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于是诸子百家在强调“夷夏之防”的同时，又提出了兼容与亲近夷狄的主张。

就比如孔子明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夷狄是没有礼仪的野蛮人，这是孔子在华夷之辩的论述，但孔子又主张对夷狄施仁政，说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孔子认为蛮夷之人，虽性格习惯与我们不同，但同样是能够用我们的文治教化他们使他们归服。

上述内容说明儒家思想对夷狄是具备包容心的，明太祖虽然在起义之初为了争取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而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他在继位为帝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的正是儒家的“修文德以来之”思想，认为夷狄是能够教化的，因此明太祖反复声明：

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圣人之治天下，四海之内，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太祖实录》

作为后继之君的明成祖也深受太祖所倡导“华夷一家”的影响，因此他也认为人性善恶，蛮夷与中国无异，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他一再强调：“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并且编辑了《圣学心法》以训子孙要去善待边疆少数民族。

明成祖朱棣 画像

四、结语

通过上述所阐述的内容，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明代它对夷狄的民族观是具备强有力的包容性，一些论者仅以明后期不断萎缩的版图就对明代的民族观进行批评，很明显是过于偏激，实际上正是因为明代统治者的民族观承继“大一统”思想，倡导“华夷一家”，因此在元和清之间的统一多民族方面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作为后来者的清朝才得以在明朝统一多民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因此才有了如今辽阔的版图和五十六个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