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百年战争因历时116年，被人认为是绵延最久的国战。

而实际上，唐朝与吐蕃的百年国战，不论在战争频次、战场宽度、战役烈度上，均远超英法战争。

两国在200年的交往史上，战火横飞的岁月长达150余年，见诸史端的大战180余次。

兵锋所及之处，东起川西剑南、中含河西陇右、西至中亚河中，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两国奇谋诡诈尽出，名臣悍将嗜血。

对于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搏杀，至今尚未有一部全景式论述的著作问世。导致很多人对其认识，都显得不够全面。

大家在津津乐道，大非川之战、石堡城之战、吐蕃陷长安之战、维州之战时，却没有想到，一城一地之得失，一胜一负之计量，并不足以反映百年国战的全貌，甚至不能左右这场国家对决的进程。

加之，很多人对吐蕃、唐朝了解不够详细，出现了所谓“蕞尔吐蕃，何抗大唐”、“唐朝一败百年”，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

当一场战争发展到国战的层面，真正比拼的是经济底蕴和动员能力。

已不能再用一场或几场战争的胜负来加以衡量。

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并不代表唐朝完败；韦皋的维州之战，也不代表唐朝完胜。

这些战例，只是国战起伏曲线的一部分，不过代表某一特定阶段，谁居于战场优势地位，或形成了上下异位的转折点。

纵观整个唐蕃国战的全局，最准确的形容词是——相持。

两个体量巨大的国家，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争中，均未表现出击垮对手的能力。

残酷的拉锯战，才是最常见的战争格局。

如果真是“蕞尔小蕃”或“一败百年”，恐怕早就结束了，又何用百年之久？

但相持并不意味着均等，唐蕃不断交替领先，且各具优势，才让这场国战变得如此血光四溢。

以我个人对唐蕃两国的理解，百年国战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试探期唐朝稍有优势（松赞干布与太宗的时期）；

二、吐蕃初占上风（禄东赞、钦陵与高宗、武周时期）；

三、唐朝重夺主导权（赤德祖赞与唐玄宗时期）；

四、吐蕃全面优势（赤松德赞与唐肃宗、代宗时期）；

五、双方重回均势（赤祖德赞与唐德宗、宪宗时期）。

一、两国互相试探的阶段

唐蕃两国堪称一生之敌，几乎同时崛起，在最强时迎头相撞，等吐蕃王朝崩溃，唐朝也走向日落黄昏。

在两国交往初期，双方处于完全陌生的状态，“不知唐之大，不知蕃之远。”

唐史中对吐蕃最初描述为“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

这番草莽初创的样貌，难怪吐蕃第一次请嫁公主时，会遭到李世民的断然拒绝。

即便唐朝的公主产能高，存量足，但和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达不到相应的门槛，李世民还是不会使用的。

就在这种互不了解的状态下，唐蕃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松州之战。

松州之战规模很小，不过各自损兵千余人，这种规模的战役，在之后的战争中，甚至可能难见史端。

但作为第一次交锋，松州之战的意义在于，两国分别认识到了对手的实力，并用和亲方式形成了战略平衡。

从吐蕃的角度来说，此战的意义在于：

其一，确定了向北发展，先占吐谷浑的国家战略。

19年后，禄东赞第二次率军走下高原，是此战略的延续。

其二、以迎娶公主的方式，获得了时任霸主的认可。

其三、纳入唐朝的“天下体系”后，获得了技术支持，及留学长安的权利。

反观唐朝，则有如下收益：

首先、西南边疆二十年的和平安宁。

其次、为吐谷浑复国，保证了河西走廊战略缓冲区的安全。

再次、借此时间瓦解了更具威胁的西突厥汗国，在北疆建立了以伊、西、庭三州为基础的统治结构。

最后，“天下体系”又多了一个小兄弟，再次证明了老大的地位。

所以，松州之战是个双方各得其便的结果。

如果一定要说谁受益更多，似乎吐蕃稍占上风。

因为以论钦陵为代表的一干留学生，深刻了解了唐朝的政治军事结构，为之后的征战奠定了基础。

反观唐朝，李世民敢于将吐蕃纳入“天下结构”，首先基于自信，认为有能力对其进行管控。

但唐朝君臣未能清醒认识，吐蕃王朝“游牧外衣农耕文明”的特质。长期将其等同于爆发力强，但韧劲不足的纯游牧政权。

这种错误的认知，造成了日后战争中一系列错误的预判。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

二、高宗、武周时期，吐蕃初次领先

公元650年（永徽元年），唐高宗李治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很多人都醉心于，高宗时唐朝疆域拓展至极大值，并将其归功于李治。

但其实，李治本身的执政能力很一般，政策多为萧规曹随，延续李世民的思路。

虽然，其任内唐朝人口，从贞观年间不满300万户，增加到了380万户。

657年灭西突厥、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唐朝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史称“永徽之治”。

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兼并剧烈，初唐实施的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唐军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

另外，李治绵柔的性格，也让他经常处于举棋不定，谋而无断的状态。

针对吐谷浑的重要性，及吐蕃快速崛起的威胁，唐庭君臣曾有多次朝议，但最终皆无果而终。

直接导致吐蕃吞并吐谷浑后，对河陇、西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一定程度上说，吐蕃能成为唐朝的一生之敌，李治要负很大的责任。

反观吐蕃，松赞干布去世后，虽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王室大权旁落，进入权相时期。

但禄东赞、赞悉若、论钦陵父子三人确为人中龙凤，内政外交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尤其是通过外交上的麻痹，顺利拿下吐谷浑，给吐蕃走向王朝，搏取了第一块“帝国拼版”。

此后，唐蕃两军爆发的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都可以看做为吐谷浑之争的延续，但唐军的数次努力，皆以惨败告终。

但即便如此，唐军并非全无还手之力，在娄师德、黑齿常之等将屯驻河西后，唐朝初步稳定了防御体系，河陇之地的战争态势逐渐转向平衡。

而在西域，受限于南疆沙漠绿洲的地理特点，唐蕃两军都表现的极其挣扎。谁都无力实施稳定的控制，周边部落的向背取舍，成了左右格局的砝码。

因此，从670年（高宗咸亨元年）至692年（武周长寿元年）的22年间，安西四镇六度易手。

直到唐军在突骑施的配合下，不惜重兵屯住，才算将控制权保持到安史之乱后。

由此可见，高宗时期吐蕃已养虎为患，虽武周时通过一系列反击，双方重新形成平衡。

但这种平衡是吐蕃拥有战争优势下的平衡，已不再是李世民时期的平衡。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

三、唐朝重夺主导权（赤德祖赞与唐玄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的唐蕃战争关系，大致可分为开元、天宝两个阶段。

其中，开元时期两国间的战争，依旧延续了吐蕃稍居上风的状态。

不过此时，唐朝君臣已从之前，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东西突厥、高句丽，转而开始将吐蕃视作最大的劲敌。

唐蕃关系呈现出，极其有趣的战和交替节奏。

711—714年，为金城公主入嫁后的和平时期；

714—716年，战火初燃；

716—722年，再度回归和平岁月；

722—729年，战端再起；

730—736年，又是和平岁月；

737—741年，又变成战争年代。

之所以会打出这种有节奏的状态，其原因在于，主动发起方基本都是吐蕃。

打几年后发现获益寥寥，便以金城公主的名义向唐朝请和。

然后，攒几年力量再打一段。

期间，吐蕃在东至剑南，西至勃律的战场上反复尝试，安戎城(四川茂汶西)、石堡城、祁连城(甘肃民乐)、常乐县、大莫门城（青海龙羊峡）、瓜州（甘肃酒泉）、凉州、甘州、姑墨州（新疆阿克苏）、大石城（新疆乌什县）、大小勃律，都曾作为两军搏命的战场。

由于战事实在太多，一度导致金城公主和夫婿赤德祖赞的关系几近破裂，公主甚至萌生了出走个失密国（今克什米尔）的念头。

而738年（开元二十六年）6月，唐朝捣毁赤岭（青海日月山）盟誓碑和禁绝互市的态度，也标志着孱弱的和平消尽，大打出手时期的到来。

“天宝”年间（742年—756年），作为唐朝的第二个巅峰期，赋税户籍达到了890万户的巨量，可耕地面积达到850万顷，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米价最低时每斗仅需十三文。

在军备改革上，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建议，从关内招募到军士12万人充做"长从宿卫"（"长征健儿"）。

随着，唐朝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向，戍边边疆的将士逐渐发展为职业化军队，战斗技能与协作能力迅速提升。

正是基于唐朝全方位的提升，才会有崔希逸、杜希望、王忠嗣、皇甫惟明、王倕破、高仙芝、封常青、哥舒翰一干名将的大胜，甚至赞普之子琅支都死于军中。

当然，唐军重夺优势，不代表吐蕃全无还手之力，就像高中武后时，唐军也不是没有胜绩一样。

双方围绕石堡城（吐蕃称铁刃城）的博弈，就能非常明显的反映出两军的战争态势。

石堡城作为边境地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唐蕃两军在90余年中，五度易手。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在付出了惨重伤亡之下，才从吐蕃手中将其夺下。

这充分说明，即便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吐蕃军队的战力依旧与唐军旗鼓相当。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

四、吐蕃获得全面优势（赤松德赞与唐肃宗、代宗时期）

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唐蕃两国战争态势的转折点。

随着，动乱的加深和割据势力的显现，在此后三十余年间，吐蕃军队获得了碾压性的优势。

综合各种唐史的记载，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吐蕃牢牢控制了整个河、陇地区。

其中，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凉州失陷，意味着吐蕃截断了河西走廊，西域正式成为一块飞地。

此后，在吐蕃的打击下，西部唐军不断向西退却（766年陷甘州、肃州，776陷瓜州、786年陷沙州），东部唐军则只能凭借陇山的地形，苦苦支撑，吐蕃攻入长安便发生在此段时间（代宗广德元年，763）。

代宗广德二年(764年)

吐蕃攻入长安是标志性事件，但并非转折性事件。

因为，唐朝收复长安后，即刻调整了军事部署，将唐军中最能打的朔方军和郭子仪、马璘、李抱玉，从东线平叛战场调至京西防御。

此后，唐蕃两军便一直围绕陇山防线苦战，吐蕃始终未能再度突入关中。

但无论如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吐蕃占据绝对的优势，唐军只固守战略支撑点，做困兽之斗。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

五、双方重回均势（赤祖德赞与唐德宗、宪宗时期）

很多人对吐蕃强大的印象，多源于安史之乱后，其对唐军的碾压性优势。

也确实，这段岁月足够的长，大约从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一直持续到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

但需要注意一点，在唐蕃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吐蕃军队能予取予求之处，也仅限于河陇一地。

在东部的剑南、北部的朔方、西部的西域，不论是唐军还是蕃军，都打得非常挣扎。

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川西的深山沟谷、朔方的冬季寒流、西域的沙漠绿洲，对任何一方都是严峻的考验。

即便吐蕃军队对后勤的需求较低，但吐蕃人也是人，严苛的自然环境对进攻方，会显得更加严苛。

在长达三十年的进攻狂潮后，吐蕃终于打累了。

陈寅恪先生在述及唐朝政治史时曾云:“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

“贞元”为唐德宗李适年号，自785年正月至—805年八月，共计21年。

对应吐蕃历史，为赤松德赞执政中晚期（798年－815年在位）、牟尼赞普（797—798年在位）及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父子三人。

陈寅恪先生所指，应为吐蕃国势自赤松德赞父子时期，开始趋于衰弱。

从军事上说，利于吐蕃攻占的地区，皆以归于吐蕃所有，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进攻收益日渐摊薄，以战养战策略难以为继之时，其国内大规模的兴佛运动，消耗了巨量的国家资源，这让吐蕃国内经济愈发捉襟见肘。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

而唐军则在固守陇山（六盘山）防线之余，开始通过一系列筑城建堡的战役，逐渐将防御的触角外延。

另外，唐朝通过一系列税收改革，逐步稳定了国内的经济。

尤其是805年八月，号称“小太宗”的唐宪宗继承皇位。

他继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讨刘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自广德（唐代宗）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史称“元和中兴”。

此涨彼落间，唐朝凭人口基数和经济总量，数量级上的优势，从全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中挣脱。

同时，李泌为唐德宗构建的“东和南诏、北联回鹘、西结大食”的困蕃之策也初见成效。

贞元十七年(801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南诏与川西诸羌的配合下，兵分九路，向吐蕃所属维、保(理县北孟屯河中下游)、松州(四川松潘)、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进攻。

维州地形

战事从八月持续到十二月，双方主力在雅州（四川雅安）城外的决战，以吐蕃惨败告终。

随后，唐军继续向西南推进连克吐蕃多座城堡。另一支唐军则在南诏军队的配合下，强渡泸水（大渡河）绕至吐蕃军队后方，决堤水淹吐蕃军营。吐蕃军队大溃，被唐军合围在鹿危山的山谷之中全军覆灭。

当唐军兵围维州后，赤祖德赞命内大相论莽热领兵自盐（陕西定边县）、夏（陕西靖边县）二州千里来援，韦皋以逸待劳，再次大败吐蕃，生擒论莽热。

论莽热也成了二百年唐蕃战争史上，品级最高的吐蕃俘虏。

维州之战中，唐军发起主动进攻，标志着两国重回平衡态势。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期，已彻底结束。

此时，唐蕃两国都已无心恋战。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4月，唐蕃两国再度达成协议，分别在长安、拉萨和边境线三地祭天盟誓，立碑为证。

这是唐蕃八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它也成了唐蕃和平修睦岁月的最后见证。

之后二十多年里，唐蕃边境基本保持了平静，直到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脆亡。

漫长的唐蕃国战，始于双方对生存空间的争夺。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断非一人一事的好恶而起。

而百年国战以盟誓方式终结，也非源于战争诉求的消失，而是双方重回均势，谁都有心无力。

所以，相持才是唐蕃战争的主旋律，没有任何一方有能力击倒对手，才有了漫长而残酷的百年战争。

单纯以一战得失来权衡百年战争，都是偏颇而浅陋的认知。

这场全景式的战争，最终比拼的，无疑是国家的经济底蕴及战略动员能力。

因此，貌似长期拥有战争主导权的吐蕃，才会早于唐朝崩盘。

这并非吐蕃军队战斗力差，而是吐蕃国力的底蕴远逊于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