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目标，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同阶层有着不同阶层的烦恼，崇祯皇帝将宝剑向女儿挥去的时候痛声道“汝何故生我家”。而南宋末帝刘准那句“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泛起几多涟漪。

唐朝有一个阶层处于底层和上层之间，这个阶层由庶民及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员组成。这些人有的可以通过奋斗和机遇进入上层社会，有的人却因家境败落沦为贫民，在社会底层挣扎。

他们是谁？有着怎样的来历和地位。

唐朝划分贫困的标准是拥有田地的多少，在唐前期二三十亩地以下既为贫民，到了唐朝后期，这个标准提高到五十亩。有田百亩以上就可以成为“地主”，而不够的这些小地主们常被称作“庶民地主”。

下层官员通常指的是地方上品级比较低的官员，京官的地位要高得多，但在唐王朝衰落的时候，京官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反倒是有些外官相对富裕些。所以这个标准也是变化的。主要还是要根据贫富情况来衡量。

正常情况下，官员的俸禄直接决定着官员的贫富，但随着社会的动荡等原因，官员贪腐现象频发。不好进行有效统计，本文所涵人群主要以庶民和中小地主为主。

在唐朝前期，虽然实行均田制，土地是严禁买卖的。人死之后土地要冲公。但唐律上增加了一些特殊情况土地的买卖。需要土地来盖房或者从拥挤的地域迁徙到宽广地域的人是可以购买房屋的。

既由于法律条文规定，各种钻空子购买土地的行为也就屡见不鲜了。所以事实上唐朝土地的买卖还是相对宽松些。这样为那些以自己种地为生的庶民提供了发家致富后壮大的途径，通过土地购买，可以让他们迈上地主的台阶，成为富裕的地主阶级。

同样原本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或者贵族大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会沦落成中小地主。更有甚者沦为贫民。动乱年代或者政治势力的更替，导致这种现象也频繁发生。

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经过财富积累以后，也会成为土地的购买者，从而晋升为地主阶级。还有就是通过立下战功的这种方式，这个方式是底层民众摆脱贫困成为地主的重要方式。

贵族等级这些观念在唐代仍然根深蒂固，所以这些拥有一定土地的中小地主事实上是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这些中小地主只不过是比农民要富裕的社会单位，他们同样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徭役。

由于他们拥有相对富裕的生活，所以除了农田劳作之外，他们有更多的日常消费以及创造财富的机会。虽然仍然被划分进农民这个队伍，但这些人更多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由于他们更加接近底层农民，所以这些人往往成为底层农民的代言人。

各种乐善好施、辅助农工的行为让这群人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随着科举制的逐渐完善，这些人家的子弟则拥有了另一条进入上层社会的渠道。

我们上篇文章讲述了唐朝农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小地主这个阶层自然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

教育与婚配是他们经营各自家庭的主轴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生动的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有句民俗也表达的很到位，就是“富不过五代”。所以对于大多数通过艰苦奋斗才得来这份家业的中小地主阶层。如何能让这些富贵长久的维持下去，是他们心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土豪”，实际上指的是一些“暴发户”。这些土豪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往往要给自己镀金。在唐朝来看，如果能够攀龙富贵，则是这些富裕起来的中小地主们最佳的镀金模式了。

与顶层社会家族联姻成了这些人跻身上流社会的一条捷径。能够攀附上名门望族自然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寻找各种机会与官员和没落的贵族进行联姻。官员和没落贵族也因为各种原因，能够通过与这些富裕的地主阶层的婚姻来维持自身的一些诉求。

“贫困夫妻百事哀”，在唐朝，贫富的差距让婚姻变得非常畸形，不过这种现象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唐朝尤甚。贫女难嫁，也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对于富裕阶层的那些地主阶级，这点倒是不愁。但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左右着这些人对婚姻的选择。

由于这些人家并不缺钱，所以他们对于自家女儿配偶的选择也往往会非常重视对方的前途。这也是长线投资的一种方式吧，这种投资的失败并不可怕，可一旦成功，则全家都跟着“鸡犬升天”了。

从古至今，这种观念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现代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古人则不同，但并不是一夫多妻，要有妻妾之分。在法律上只有一个妻子，也只有妻子可以入家族宗庙。妻子的地位在众多女眷中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有了嫡和庶之分，据学者考证，唐代存在一种“并嫡”现象。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中小地主阶层。也就是说，在这些阶层的家庭中，存在一夫多妻这样的婚姻结构。

对于上层社会的家族，尊重礼法是一个家族荣誉的重要体现。“一夫多妻”这种违背礼法不分嫡庶的行为自然被严厉禁止。

处于下层社会的农民阶层，家里劳力是维持家庭生存的基础，养着一些不从事农耕的女人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只有这些富裕的地主阶层，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在追求“多子多福”的社会意识支配下，这种“并嫡”现象就应运而生了。不过究其原因，是因为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所至。

在唐朝，为了维持家族的繁荣，这些中小地主家庭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问题。与上层社会贵族教育不同的是，他们的侧重点在维持和发展家族财富能力的教育上。

社会的动荡，让他们对“守业远比创业难”的体会异常深刻。所以精通农事、勤俭持家、妻贤子孝等理念的教育成为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重心。同时，对于有着跻身上流社会强烈愿望的他们自然也会给予子女传统的儒家教育。

科举考试成为这些没有地位的地主阶层子弟攀上高峰的最佳途径。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勇于攀登的人喜欢的盛世

我国科举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创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学界主流观点，科举制度的创立始于隋朝。

隋文帝创建隋朝以后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外还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一改世家大族把持的世袭传统，官员的选取以地方政府向朝廷推荐为主。这其实还是所谓的“察举制”，匆匆而过的隋王朝也没来得及让科举成为现实就结束了。

李唐建立初年，为了笼络关陇贵族，重新拾起了九品中正制。不过随着关陇贵族的气焰被点燃，唐王朝感觉到了王权的威胁，遂又将科举制抬了出来。

这一历史重大的变革，被处于社会底层边缘的中小地主阶层视作登堂入殿的绝佳机会。“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让这些拥有财富却社会地位低下的地主阶层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场景啊。

除了对入仕痴迷的追求，唐朝的这些小地主阶层的人们对当时繁荣的精神生活也有着执着的向往和追求。无论风靡的佛学还是诗歌书画等艺术，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在他们勤勉的追求下，唐朝的文化和艺术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

今天看来，在中国绵延了上千年的“地主制”饱受诟病之外，其积极性也不容忽视。

常常被低估的一支社会推动力量

人们常常混淆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的领主制，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欧洲的领主制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有土地和财产均为世袭。不仅阶级地位恒久不变，土地管理也非常僵化。造成各个领主均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国家政权被分割为成千上万个小王国。

中国的地主制却不同，诸多中小地主构成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其所掌控的土地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一旦国家发生动荡，首先影响到这些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权。所以对于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些地主阶级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他们自身利益的保障。

在农业的发展上，地主阶级也同样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地主阶层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同时大量兴修水利。让我国农业得以蓬勃发展。

由于这些地主阶层对仕途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无形中让我国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

他们实际上是除了广大农民阶级外我国封建社会一支不可小视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小结：唐朝的中小地主阶级作为均田制改革以来崛起的一股新兴力量，在唐朝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向下对接底层的农民阶级，向上则直接官僚贵族。在变幻莫测的王朝进行过程中，他们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谱写着中华文明灿烂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