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除了各式各样的文物之外，中国传统服饰也承载了悠久的传统文化。

随着各个朝代的不断更迭，传统服饰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使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在此时期生活的人们具有怎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

在服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明朝的服饰具有重要的的地位。

它摒弃了前朝的服饰制度，并重新吸收了唐宋两代的精华并根据本朝的要求进行创新，为传统服装的传承起到了难以磨灭的作用。

其中官服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它能为我们揭开明朝社会制度的神秘面纱。

管中窥豹，从浮雕中观明朝官服的发展及特点

建筑雕刻作为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除了其良好的装饰性还有对历史史实的具有良好传递性著称，以形象生动的方式记录了对应朝代的人物风貌以及历史事件。

随着建筑雕刻的逐渐发展，由最早《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建筑雕刻“丹楹刻桷”，到唐宋时期的木刻，最后到明清时期的石刻。

在这一系列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如敦煌莫高窟那般的璀璨明星。

将人物的身形雕刻的细致入微，完好的展现此时期人民的风貌以及服装特色，将这无一不展现出中国匠人的高超技艺。

以明朝的门坊浮雕为例，其浮雕中除装饰性纹样外，还包括人物故事浮雕。

其内容上多与当时朝廷政治以及宣传“忠孝义节”等为主。其功能多为歌颂前人或激励后人。

通过研究明朝服饰的发展我们得知，在明朝官服的颜色选择上沿用了历史朝代都讲究的五行之说，将颜色大致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

明朝崇尚红色，开国皇帝朱元璋姓朱，所以明朝就以红色为主色。因此在明朝四品官员以上的官服皆为红色。

并且明朝之前、宋朝之后还历经了辽、金、西夏、元四个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

随着政权、制度的不断改变也对服饰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其中最甚的是元掌权时由于统治者为蒙古族，为方便骑马，因此其服饰主要以胡服为主。

其中胡服特征为：“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而明朝统治者坚持恢复汉服制度，并实行了“复衣冠如唐制”，所以明朝服饰沿袭了唐宋的特点并根据当朝所需进行了创新。

反观浮雕中，故事人物穿着的服饰由于对朝廷官员的“避讳”，因此已经经过戏剧化的处理做了些许改变。

其中武官所着官服也采用了戏剧化的样式，但文官所着官服却依旧是明朝实际生活中的样式。

怀古望今，细品衣冠内“乾坤”

抚顺市临川区河埠乡舒家村的门坊上有一石匾，牌匾左右两侧各有一浮雕画，两张画以当时文武官官服补子上的飞禽与走兽为主角进行的雕刻。

两幅幅浮雕画的主体物皆是由鸟兽头顶托盘，官服与官帽置于托盘之上，两旁分别有文武两官护卫。

其中武官服饰均与戏曲中的武将的形象如出一辙，而文官则皆为侧面像，头戴官帽，手持笏板，穿戴官服。

这样的形式也在多处临川地区的明朝门坊浮雕处得到体现。由此可见，这样浮雕图案的组合形式在临川地区的明朝门坊浮雕群中已然成为定式。

而这一组合图案的出现则源于明朝补服制度的出现。它以飞禽猛兽为图案，旨在于区别文官与武官，并用不同的图案来区分官阶的高低。

据《明会典》记载，官员身上绣的团案也大有讲究，文官绣禽，武官绣兽。

而浮雕画上的组合图案，也寓意着建立门坊的房屋主人希望后代能够在仕途上取得好的成就，同时也像外人展现自己的门楣。

如果你仔细观察两幅浮雕，就可以看到，浮雕中文官像不论是侧身还是正面，头顶的官帽造型没有发生变化。

并且这种官帽与明代普通的乌纱帽明显不同，呈两脚长直且尾端上翘的特点。

其中两脚长直这一特点，与宋朝官帽幞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尾端上翘却有不符。

根据对幞头的研究我们可知，其起源于后周时期，此时期幞头所用的布料偏于绵软，垂角也为软帛。

至隋朝后，将帽中做了内撑，才使得幞头的基本样式确定下来；到了宋朝才进一步对垂角加入铁线支撑。

由此可见，浮雕中文官佩戴的乌纱帽并非宋朝的幞头，相比而言从形制上它与唐朝的幞巾更为相似。

此外，明朝在其不同时期，乌纱帽的样式也分别做出了些许改变。明初时期，乌纱帽后山较矮，双脚较短且微微下垂，与唐幞头更为相似。

明中期，双脚变为椭圆形；明后期，后山逐渐增高；直到明末，乌纱帽后山才逐渐变矮。

而浮雕中的人物所戴官帽两脚长直，明显与明代乌纱帽不符，因此便了解到其并非为乌纱帽。

那浮雕中的文官所佩戴的乌纱帽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实际上在山东博物馆的孔府旧藏中有一幅名为《徐显卿宦迹图》的画册。

画册中描绘了主人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同时画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也成为了研究明朝服饰的重要依据。

其中主要人物徐显卿在中进士游街这一场景中，所带进士巾与浮雕中出现的乌纱帽颇为相似。

除此之外，在该画册的《琼林登第》以及《明状元图考》中，也同样出现了与前述相同的进士巾。

由此可知，浮雕中出现的官帽是以此种样式为原型，通常出现于重大集会亦或是特定的时间内。

此种乌纱帽虽与孔府旧藏中所记载的幞头以及进士巾有所区别，但存在着较大的可能是由于“避讳”的关系，使其与明朝的官服予以区别。

巧合的是，在同时期名为《旌表助国郎官黄作》的门坊坊头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其中一组图案中，文官所戴高冠虽整体形似明代梁冠，却又在细节的线条上更近似明代不同时期的忠靖冠。这又为明代的服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依据《明礼集》中的梁冠的插图可以初步的了解到，梁冠是由六部分组成的。

无独有偶，在山东博物馆的孔府旧藏中，陈列着五梁冠的实物（根据帽顶的横梁条数不同，称为五梁冠），并有记载称其为进贤冠，源自汉代。

然而，前述的忠靖冠则为明朝嘉靖时期的一种指定官帽，依据文献《明史·舆服志三》中的描述以及明朝王锡爵墓中出土的忠靖冠来看。

忠靖冠的主要特征为，顶部有两个凸起，帽顶略方，边缘饰以金线。从样式上看仿照了汉代的玄冠。

由上述反观《旌表助国郎官黄作》中出现的文官官帽，其虽形似梁冠，但冠顶偏高且微方，而梁冠冠顶则偏弧形。

而且，颜题的线条走势也与忠靖冠相同。

因此通过其与梁冠以及忠靖冠对比，可以大胆的推断出坊头的建造者对忠靖冠偏爱有加，将忠靖冠的特征藏于梁冠之下。

依据《明史·舆服志三》中记载，“万历二年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靖冠巾……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再次申明了“忠靖冠巾”的使用范嘉靖七年明世宗朱厚熜明确限制了忠靖服的适用范围，只有儒学教官以上，才可穿戴忠靖服。

同时也规定了忠靖冠上的梁数与官员的官阶相关。之后两代的皇帝更是将忠靖服的适用范围规定的更为严格。

由此可见，三代皇帝对忠靖服的穿戴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据《云间据目抄》记载，当时的民众依旧非常追捧忠靖服，甚至不惜违反皇帝旨意。

因此，《旌表助国郎官黄作》中出现的将忠靖冠藏于梁冠中的现象，在一方面是对万历年间皇帝旨意的“避讳”。

另一方面也同前述的乌纱帽一样，在原有官帽的基础上做出改动，也是以防触犯朝廷官员的忌讳。

心口相传，方能万古流香

在中华上千年的传承中，明朝服饰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成功的延续了唐宋时期汉服的发展，使得珍贵的传统服饰文化得以保留。

经过对明朝门坊浮雕中出现的衣冠，我们可以见微知著的了解到，在我国古代的服饰中，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底蕴。

而由于制度与政策的改变也会对此时期的文化样式发生改变。

其次明制汉服的出现也成为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存在，它不仅仅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水品，也对汉服的经久不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前述，我们了解到中国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服饰在变化的同时，也象征着人们生活的富足。也为我国服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对于不断地探究传统服饰，也更好地向国外展示我们从历史的点滴中所孕育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向后世传承着中国古代人民千年的智慧结晶。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明朝的服饰由于制度的原因大多继承了唐宋服装的样式。

而在临川地区明朝门坊浮雕中出现的官服，由于该时期，律法和政策的颁布，对服装使用范围进行了限制，而导致不得不进行避讳。同时出现了对官员服饰避讳的现象。

通过对临川地区明朝门坊浮雕人物冠帽的研究，我们能窥探到明朝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审美意识。

而这些记录家族丰功伟绩的门坊也同时对历史进行清晰的记录着，也为我们传承与探究民族的传统文化开辟了一条特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