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
进入民国时期,可供男士选择的常服,主要为西装、长袍马褂、中山装这三大类。有意思的是,这三种服装都极具政治和文化代表性。“服”为心声,选择穿哪一种衣服,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
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西方文化,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而民国在政治制度技术、教育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因此自然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西装。参议员曾有澜,曾踌躇满志地说,既然民国奉行的是世界大同主义,“礼服即用西洋礼服可矣”。《服制草案》中也提到当时世界各国的服装风貌“趋用西式”,因此提倡中国人也“以同为宜”。长袍马褂呢?作为满清服制的遗存,许多进步人士纷纷主张应予废除。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主张尤为激烈:“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宜以大刀阔斧,斫伐而削减之”。
反对者却视西装如洪水猛兽。1912年5月31日,《申报》登载了篇题为《汉口救国会断指悲剧》的文章,说在武汉救国会的成立大会上,一位青年学生“以极沈挚之态度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一时鼓掌之声如雷。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说,语尤激烈,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亦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十一字。”由此可见,时人反对西装的个很现实的原因,是西装带动对西洋衣料的进口,进而伤害了当时胞弱的民族产业。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12年的一封《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中,指出“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竟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西装触碰到了文人心底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果中国人都穿起了洋人的服装,那么泱泱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早在1876年,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会见日本公使森有礼时,就激烈地批评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引进西式服装的做法:“仿效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制,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清朝覆灭后,中华文明却没有中断。因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留洋蔚然成风,眼界不凡,回国后却仍旧喜欢穿一身老旧过时的长袍马褂,以示其志。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辜鸿铭、鲁迅、林语堂、徐悲鸿等。辜鸿铭祖籍福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妻东洋,却一生服膺中国文化,辛亥革命后更以清朝遗老自居。当他应聘北大,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交锋的阵地,自然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胡适,他是民国时期鼓吹“全盘西化”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在着装即偏偏拼命抵制西化,努力保已身上的中华文化元素。胡适穿西装,只有两种场合,一是国际会议,二是在美国留学和担任驻美大使,其余多数时候都是长袍马褂。这一身旧装,似乎成了中国文人在西学的冲击下,保留文化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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