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他是一个“走私犯”，将洋白糖挤出中国，让国人吃上自己的糖

清朝时期，中国曾是食用糖出口大国，通过当时的五个通商口岸，中国糖远销世界。在1880年时，单单土糖一项，就高达464.9万大洋，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一年田赋的15%。

好景不长，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的制糖技术有着长足的进步。我们国家早期的制糖原料大都是甘蔗，加上提炼手法多为土法，所以颜色较为浑浊，而且容易发潮。而西方的机械制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同样是白砂糖，外国制颗粒均匀，色白如雪，制造成本比我们要低很多。

好比当时西方跨海而来的洋糖，算上运输费用，一百斤不到15元，而四川内江当地所产的糖，每百斤高达19元，就不说糖的成色，价格方面都没有办法与之相比。西方更是将食用糖作为战略物资，他们不产甘蔗，于是就开始种植甜菜，之前买来的甘蔗处理成白糖将之销往中国。

为了处理存货，把价格压得更低，这就让民族制糖业收到了极大地冲击，发展到后期，食糖交易不用本国银元与市担，改用荷属东印度通用的货币“荷兰盾”计价，以“爪哇担”称重。

越来越多的糖企倒下了，中国糖已经到了即将灭绝的地步。当时的国民政府看到进口糖类每年的数额如此之高，为防止产品倾销便加以重税，可是那些洋商化身为私枭，避开重税，走私运糖，糖业危机并没有解除。

此时，一个关键之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济棠，陈济棠是当时割据在广东的大军阀，他想了一个奇招，正如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防止外国糖完全控制中国市场，他先是任命冯锐出任林业局局长，担任拯救广东糖业的重任，同时兴办机械糖厂，驱逐洋糖。

冯锐曾说：“全国所需白糖，皆仰给予舶来品。其每年进口额，动达二万万元以上，恒在各种货物入口第一二位之间……是则吾庞大之民族，徒供帝国主义者磨牙吮血，敲肤吸髓之用。”

可是当时的广东并没有这么多钱办厂，怎么办？陈济棠发现香港由于是英国管辖，糖价比大陆便宜将近一倍，大陆每吨300而香港只需要140，于是陈济棠直接出动军舰走私，糖到了广东后改换包装出售。

那些在广东干走私的外国人就没那么好受了，军队出动，要不就是赶走，态度不好的直接扣押，拿钱来赎。后来直接下令，卖糖的人必须要有“运销证”，如若没有却私自卖糖，重罚！就这样，陈济棠攒够了开办工厂的钱。

随着一系列广东的民族工业保护，广东产的糖最终面向了全国，而这也激励了民族糖企，中国糖业复苏，产业一片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