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朝没有“顾命大臣”？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的政治交接，往往会发生君主制下难以克服的一种弊病——继位的是未成年的小皇帝，还没有能力处理政务。那怎么办？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老皇帝生前选择了几位老成持重的顾命大臣，临终托孤，请他们尽心尽力辅弼小皇帝。

譬如，汉武帝在弥留之际，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并指定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为顾命大臣；三国时，孙权久病，命诸葛恪领太子太傅，辅佐太子孙亮；南北朝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临终前将少帝刘义符托付给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唐朝的李治继位时虽然已有二十一岁，但他生性懦弱，唐太宗不放心，临终前还是嘱托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好生辅助新君；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七岁的恭帝柴宗训即位，宰相范质受命为顾命大臣；明代的穆宗皇帝驾崩，遗命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十岁的万历小皇帝；清代顺治六岁登基，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二人辅政；康熙八岁继位，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咸丰临终前，因太子载淳只有六岁，也安排了顾命大臣团队，由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

成为被皇帝选中的顾命大臣，不能不说是人臣莫大的荣耀，意味着从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获得了百官望尘莫及的地位。然而，从历史经验看，顾命大臣却如同中了恶毒的诅咒，很少得善终，不是生前被诛杀，就是死后被清算。西汉的上官桀、桑弘羊跟霍光争权，事败被诛，霍光虽然生前地位显赫、权倾朝野，死后却灭族；东吴的诸葛恪也被吴主孙亮设计杀死，并夷灭三族；刘宋的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四大臣因少帝行事乖张，废掉了刘义符，另立刘义隆为帝，但刘义隆登上皇位之后，便寻了借口将四大臣杀掉；长孙无忌遭削爵流黔州，自缢而死；明代的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尸骨未寒，便被皇帝抄家；清代的多尔衮死后被追究谋逆罪，开棺鞭尸；鳌拜被成年的康熙逮捕，死于狱中；肃顺被慈禧太后、恭亲王联手擒杀。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顾不了自家性命”差不多成了顾命大臣的宿命。

倒是五代后周的顾命大臣范质得到善终。按道理说，他才是最有可能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他辅佐周恭帝未久，即发生“陈桥兵变”，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恭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继续被任命为宰相。宋乾德二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在这里，宋王朝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两宋三百余年，也曾出现过几个未成年便即皇帝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继位时只有十二岁；宋哲宗继位时只有九岁；宋恭帝继位时只有四岁。但仁宗与哲宗亲政之后，都没有对辅弼他的老臣大开杀戒。成年的宋哲宗有恢复父亲宋神宗变法的志向，但辅佐幼年哲宗的一直是保守派的元祐党人，换言之，皇帝长大之后发现他的执政理念与辅政大臣存在着强烈冲突，但宋哲宗也只是将元祐党人外贬而已，未曾诛杀一人。所以，我们不妨戏言一句：若要当顾命大臣，还是呆在宋朝最安全。

当然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宋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誓约的约束

为什么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帝王因为政治原因而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赵宋皇帝受到一项宪章性的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

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作“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我们还是有把握认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如何理解宋太祖立下的这一份誓约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只有从“立约”的视角来看誓约，我们才能更准确把握这份文件的意义——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遗诏更大的约束力。现在受过理性启蒙的人们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了，但在古代，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从前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后来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宰相章惇欲穷治元祐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了），但宋哲宗反对，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权力结构的约束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似乎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確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意思很明显，王珪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是由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代理君权，并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顾命大臣团队。北宋的仁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南宋的光宗朝、理宗朝及恭帝朝，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有意思的是，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太后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如果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便是——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那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这样，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了——这意思也不是我附会出来的，而是秦观说的：“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听起来，有点儿“虚君”“二权分立”的意思。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因而似乎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因为太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代行君权，整个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机制并未改变，还是宰相执掌治理权，台谏执掌监察权。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这一点跟清代的政体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权，当然也就获得了专断、亲裁的绝对权力。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因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原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那完全是多此一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