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下旨“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将六部尚书汇报工作的对象由宰相调整为皇帝本人，朱明皇帝于是自操威柄、直面天下，以己一人的精力总揽万机庶务。

裁撤中书省和废除宰相之职位是容易的，但如何处理废相之后的相权分流则并非易事。虽然看上去是皇帝本人全盘接收了原来的相权，但实际上要弥补废相之后的权力和制度断层，并不是单靠皇帝自我增加工作量就能办到的事，这就有了后来建文四年（1402年）的事情。

01 内阁演变的历程：从可问可不问的顾问，发展成参决国政的准行政官长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成为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者，随即登基为帝的朱棣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他不可能心无旁骛地把全部精力投放到国政庶务上，于是便“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明朝的内阁制度由此而正式发端。

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朱元璋已经先后尝试用两种方式为自己减负。先是洪武十三年设四辅官制度，遴选儒士担任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别在对应时节轮值辅助政务。接着在洪武十五年仿照宋朝设立殿阁大学士制度，但此时大学士并不同于之后朱棣选人入值文渊阁参与政务，他们只是在朱元璋身边“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己”，对于军国政务“鲜所参决”，甚至连秘书的职能都不具备。

所以，明朝内阁制度的演变时间跨度应是始于1402年、终于1644年之间的242年。内阁制度自1402年起逐渐初具雏形，入阁者自此“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入内阁，直文渊，凡六部大政咸共平章”，可以参与商议六部的大政要务，已经由可问可不问的顾问逐渐变为政务的常态参与者，因而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权力。

朱棣之时的入内阁者多是低品阶的编检讲读之官，而随后仁宣时期入内阁者则逐渐多以侍郎之官兼任，乃至兼以师保、尚书等官职，加以“三孤”的荣誉职衔，位同一二品。这一变化带来了内阁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虽然终明之世的内阁始终遵循祖制维持五品衙门的规格，但始于仁宣时期对入阁者个人进行兼官和加衔的做法，轻松突破了内阁衙门本身规格低下的限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内阁这个五品衙门的成员都是高配的，而且是以一二品高官的顶配。

客观地讲，这个变化对仁宣盛世的励精图治是有积极意义的。仁宣时期的“三杨内阁”中，杨士奇拜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荣拜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杨溥拜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三杨不仅有着出色的理政能力，而且三人的搭配相当和谐，君臣四人之间的思想也非常投合，他们以良好的整体协作为明朝开创了堪比西汉文景之治的仁宣盛世。

明朝内阁初始时不置官属、不专制诸司，继在明宣宗时期增设诰敕、制敕二房参与处理奏章之后，在明英宗时期又以“内阁与各衙门会议”为定例，内阁由此成为汇集各衙门官员办公的行政事务办理中心，逐渐担当起决断国政大事的责任，其整个制度也在此后快速走向完善。

标志明朝内阁制度最终定型的是票拟制和首辅制的确立，这两项制度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内阁制度的完善，也标志着明朝内阁永无可能发展成宰相制度，内阁宰相化的演变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了。

票拟制的确立是一个循序的过程，票拟的前身是“视草”（即草拟皇帝敕旨、诏令）和“批答”（即对官员的奏章提出披阅意见），原本翰林院是这两项事务的执行者，而后皇帝从翰林院中选学士组建内阁，内阁便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两项事务，它们久而久之便成为内阁的专属职能，并最终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形成为固定化的票拟制，内阁参政的常态化程度自此得到决定性的加深。

首辅制的出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时候并不会流行按姓氏笔画排序，即使是同时入阁的几个人在名单上的排序也必然是分先后的。有了名单排序的先后和入阁时间的先后，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出现首辅、次辅、三辅这种逐渐约定俗成的称谓。在首辅制没有正式形成前，内阁成员的主次之分并不特别明显，即使是居首位者也鲜少会刻意彰显自己与他人的首次之分，否则可能会遭到“谬当内相之首”的指责，所以早期阁臣之间的合作共事是多于从属依顺的。

对于首辅制的真正确立，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冯琦曾说：“人谓永嘉夺馆阁之权，而不知馆阁得永嘉始重也”。这句话中“永嘉”说的是嘉靖初年的阁臣张璁（浙江永嘉人），张璁凭借极强的个性和嘉靖的倚重，将内阁票拟与应对大权揽入自己一人之手，以专决、专票拟集于一人的内阁首辅制便自张璁而确立了。自此之后，首辅与其他阁臣之间的主次之分就严格地分明了，甚至于犹如上下级隶属关系。

02 内阁演变的终点：三个原因决定明朝内阁实现不了宰相化的演进

内阁首辅制的确立是内阁向宰相化迈进的一大步，但这同时也是内阁宰相化演变的终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明朝内阁在制度上再无演进的动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内阁制度在一百多年间的僵化和不再演进呢？

第一个原因——相权的分流是容易的，而聚拢则是非常艰难的。

朱元璋在撤中书省废宰相之后对相权的分流中，包括六部在内的各大衙门都是受益者，各大衙门摘掉了在头上顶了千年的宰相这个顶头上司，不亦乐乎地升秩理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职权，自然不愿看到宰相制度的任何死灰复燃。每当内阁试图重新担当起宰相的角色时，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以吏部为首的六部等各大衙门的极力反对。所以在明朝内阁的演进过程中，要想把被分流出去的相权再聚拢回来是极其困难的。

第二个原因——内阁在根源上对皇帝的人身依附性，明代内阁的产生首先是源于皇帝个人工作减负的需求，其次才是治国理政的需求。

明朝废相是祖制，朱元璋之后的历任皇帝们设立和使用内阁的出发点是自我工作减负的需要，没有哪一任皇帝会有将内阁进行宰相化塑造的主动意愿。虽然内阁很快拥有了票拟权，但票拟说到底不过是比较高级的顾问形式，票拟权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根本得不到保障。因为皇帝对于内阁以票拟形式提供的政务处理意见，既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皇帝对内阁票拟采纳与否以及采纳程度的绝对自主，决定了内阁作用的发挥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

由此可以看到，明代内阁制度与历代宰相制度是属性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内阁的宰相化演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根本上的属性障碍，演进的难度不亚于推倒重建。

第三个原因——明朝内阁在确立首辅制之后，快速滑向了不思进取的内斗境地，极大消耗了继续进行宰相化演进的动力和精力。

首辅制在嘉靖时期确立后，内阁的专决、专票拟与专应对大权成为首辅一人的权力，参与议政的其他阁臣基本上只能附议。正如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所言：“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

阁臣们位次虽然因首辅制的确立而分明，但并没有随位次的分明做到分工分管的分明，内阁很快成了首辅一人的一言堂，张璁是这样，夏言是这样，严嵩是这样，徐阶、高拱、张居正也都是这样。夏言当首辅时专决阁务，次辅严篙等人凡事不敢言否；严嵩为首辅时，其他阁臣“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张居正为首辅时，“中外大柄悉以委之”。

但这种内阁对首辅一人的俯首帖耳并非发自内心，首辅之权重与专断引起内阁倾轧的暗流汹涌。未为首辅的次辅等阁臣以首辅为倾轧对象，而一旦爬上首辅之位便又竭力打压其他阁臣。所以，明朝中后期内阁不再有“三杨”那种阁臣间的和谐协作，无论是高拱的隆庆新政，还是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都是首辅以个人实力一人挑起的扶危救倾。

而当强人首辅不再时，明朝后期的内阁在大多时间里都陷入到无休止的倾轧、党争和纠扯。这种境地之下的内阁不仅治国理政的作用难以发挥，也更失去了继续进行宰相化演进的动力和精力。

03 明朝内阁制度的最终表现

明朝内阁在发展出首辅制之后就停住了前进的脚步，没有发展成能替代乃至超越宰相制度的新制度。不仅如此，明朝内阁制度演进的止步和僵化也使其自身没有形成作为宰相的使命感。自古中国才士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部”，敢于任事、天下为先是居宰相者最显著的使命感。

但在明朝最后的危亡之际，缺乏使命感的内阁甚至成为丧失辅政作用的政治赘疣，他们对暂与后金和议之事不能决、对迁都退守南京之事不能决、对调吴三桂入关之事还是不能决……最后只剩目送崇祯只身上煤山自缢。

两百多年间明朝内阁的一百多位阁臣中虽不乏杨士奇、杨廷和、张居正这样的理政精英，但在“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唯学历论的选任模式下，两百多年间的阁臣中几乎无人拥有主政州府的经历。他们大多数人以宰相的标准来看是不够格的，上不能匡谏君主，下不能赢得百官拥戴，面对复杂局面没有发挥使政通人和的作用。

从万历时期的“争国本”到“三大案”，阁臣们匡扶政局的表现一再令人失望。到天启时期的阉党之祸，内阁更是再一次成为内监权阉的附庸，甚至在少年崇祯斩除阉祸之后，迷失于党争的内阁制度仍然在垂死之路上越行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