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王朝成立以前，中国各地各自为政，纷争达二百余年。唐末，在对农民的平叛中，藩镇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随后，尽管起义被平定，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唐已经衰败不堪，再也无法约束各地藩镇，形成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局面，政治上动荡不安，战争频发，百姓苦不堪言，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赵匡胤在陈桥叛乱中取得了后周政权，在此之后，由于唐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对当时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之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各诸侯国的力量不断壮大，导致了宋代社会的动荡。

他始终将强化中央权力、遏制地方分裂主义和巩固封建主义视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议题。宋代统治者在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对宋代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军权高度集中的兵制

范浚《五代论》说：“军力之所至，其势之所至；谁没了军力，谁就会死。”这段文字说明了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当时的政局纷乱，军队的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是所谓的“军主政”。

赵匡胤是从叛乱中崛起的，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藩镇控制军队的情况非常的忌惮，所以才会对武人抱有戒心，怀疑他们，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在立国之后，便开始推行统一兵权的政策，以求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1.“杯酒释兵权”

在赵普的精心策划下，他很容易就把石守信和王审琦这两位同为他打天下的同党，从他身边赶走。

那些被削了军权的将军，都会被发配到其他地方，给他们一个空有节度使的名头，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换成那些资质平平，能力平平的将军。

2.枢密院与三衙各司其职，互相掣肘

设置了最高的军政机构——枢密院，御林军则是宫中、御林军马军、御林军三大军部的总管，这三大军部的首领都让他指挥，俗称“三帅”，一般都是地位较低，容易控制的将军。

在这里，有一名叫“枢密”的官员，负责调集国内的兵马，负责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枢密与三大元帅，都有各自的职责：“国家军权，在三大院，在中枢。“三衙虽有兵权，但却没有兵权。

“掌管兵书和虎符”，有调兵遣将的权力，但是在调兵遣将之前，都要经过皇上的首肯，然后向朝廷发号施令。通过以上举措，可以实现“掌兵”与“调兵”的相互制约，从而增强了皇上对军政大事的掌控力，也有助于强化朝廷的军政管理和强化皇权。

3.实行“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

除了要受到枢密院的制约之外，他们还要在战场上接受皇上的命令，按照皇上所授的阵法图纸来指挥作战，并没有自己的作战指挥权。

一位将军，纵然手握数千军队，坐镇方圆数千里，但一旦有“骑马使者，一纸圣旨”，他还是要立即执行，朝令夕改。

将军们也经常被皇上派出的内臣和监军监督。因为御林军是皇上的直属部下，是皇上在全国的眼线，权力很大，所以经常会“以君王之名，挟制州，无所不在，百姓忧心忡忡”。

4．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政策

在见证了五代以后，宋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不断变化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内患”甚于“外忧”。他们常常将自己的“敌人”设在内部，却忽视了对边界的关注。

宋代将禁军分成两半，一部分驻扎在京中，另一部分驻扎在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约束其他地方的军队。“内外相制”，既表现在京城与地方，也表现在皇城内外，开封和府畿各县的军力均衡上。

5．推行募兵、养兵制度。

北宋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统治者的统治，维持了封建君主专制，从而终结了唐末五代以后四分五裂的分裂状态。但是，这种政策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效应。

因为实行了养兵制度，所以士兵的人数急剧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六成土地，五成用于养兵，一成用于郊庙，所以，这个国家怎么能不贫穷呢？”

宋代的君主们还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削弱和分散将领们的权利，实行兵将分开，调动和指挥的权利也分开，不能任人唯亲，不能让将领们听命于自己，而且还广泛任命大臣来监督自己的将领们，这样就会削弱自己的军队的实力，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

财权高度集中的财制

由于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制定了“两税法”，将全国所有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中央直接受益税，另一种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在唐代晚期，从两种赋税开始，凡有三种赋税，一天上贡，二天留使节，三天留州。留州是藩镇的意思，如果是对州的意思，那就是遣散，而驻扎在自己的州郡。

在宋国建国初期，延续了唐代的两税三分制的财政政策，对地方财政“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至于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限额”。

《征榷六》乾德时期，宋太祖为加强对地方财力的掌控，采取“虚州实州”的灵活办法，对中唐以后的上贡、送使和留州等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并取消了各诸侯国所依赖的“送使”这一经济支柱；随后，他加强了对留州地区货币和物资的掌控。

到了宋真宗时期，更是一改以往“国家贡赋，随岁而进，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规定”的状况，规定了贡赋的年数。每年缴纳的赋税数额，是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种条件而单独规定的，而不是由地方官员来决定的。

此项举措使得宋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完全脱离了一种杂乱无章的局面。

因此，在一般预算框架下，北宋政府的财务制度被划分为三司预算、中枢预算和州县预算三个层级。

其中，前两项属于中央财政，后两项属于地方财政。与唐代三部分类法比较，宋代三部分类法均属系省财物部，也就是一般的国家财政本钱。

在三级预算中，朝廷对三级预算采取了收支调剂的方式，也就是在三级预算中，在每一级的收支限额的基础上，采取多调少补、相互调节的方式。

各州积攒下来的财富，可以由三司下达命令，送往上京，也可以由三司出钱，让中枢在自己的路线上调动，补充自己路线上缺少的地方。

北宋这样的财务管理体系，对全国统一分配财务收入有利，因此，中央能够从大局着眼，更加理性地处理好自己的财务问题，与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过于集中的中央集权很可能会导致对财务的管理出现问题，同时，这种集中也不利于对财务的监管，很可能会被某些有志之士所利用。

此外，由于中央过于集中，导致了地方的权限太少，限制了地方对财务问题独立自主的权利，从而影响到了当地发展的动力。

政权高度集中的政制

宋太祖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不管是在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互相制约的制约制度，这反映出了政府的权力下放和中央集权。

在中庸方面，一方面是对大臣的权力进行了弱化与分化，强化了君主的独裁统治；宋代的中央有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中书省，第二个部门是丞相，第三个部门是丞相，被称为“宰执”。

二是设立“中枢”，这是“中枢”的最高军政机构，对整个国家的军械进行管理，只有调遣之权。三是设置了只领兵而不发兵的“三衙”。

四是设立“三司”，掌管国家财务，掌管盐铁度支和户部事务，将大臣们的财权进一步分散开来。但因粮每日增加，却不能明说，此乃军中失职。四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央建立了“审判”，并且将司法权从宰相的手中抽了出去，这样，中央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四权就会直接归属于皇帝，而他只负责管理国家的行政。

为防止五代时期再次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实行“强干弱支”和划分事权的方针。宋太祖在建国后，采取了赵普的建议，“削其权，禁其财，敛其兵”，也就是削其兵权，财权，赏罚，刑罚之权。

首先就是将藩镇手中的军力全部削除，军力是藩镇称王称霸的最大依仗，一旦被剥夺了军力，那就等于是把他们的脊梁骨都给拔了。

其次，将地方财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一改以往由节度司垄断税收的状况；剥夺他的财富，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血液。把军权和财权都拿掉了，就差不多能管住地方的局势了。

推行官、职、差遣分授制度，也就是“官以居禄阶，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大部分的路至县级官员也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

太平二年，清廷以“节度使统率的“支郡”为借口，掌其关市，不利于贸易，也不利于货物流通”为理由，下令削除节度使统率的支县，并将其统率的“支县”改为直属机关。

而朝廷则以“知州”“知县”等为主要的地方官员，则因其不识兵而避免了“分家”的灾厄。

而且，每三年更换一次，不允许外地人在当地任职。同时，为避免知州权力过于繁杂、独断专行，还设立了“巡抚”，其名义上是协助地方政务，实际上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和控制。

可以说，巡抚是一种集行政权和监察权于一体新的地方官，它是宋代朝廷为了进一步分化事权和相互制衡而进行的一项重大举措。

“每县复置县尉一员，列于府尹以下，其薪俸与府尹相当。”凡有盗贼，有争讼，凡先委镇将，诏县使和都尉，统率其事务。从一万人到一千人，都有不同的弓箭手。

将原本由节度使亲信，担任镇将掌管一个县的执法治安大权，剥夺到了朝廷派出的县尉手里，切断了节度使的爪牙，让他们的力量不能延伸到农村。

这样一来，藩镇在宋代就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就连驻扎在边疆的藩镇节度使，也可以在皇上的召唤下，迅速赶到，再也没有像唐朝和五代时一样，藩镇与朝廷作对。

不管是在中部地区，明末清初实行的一系列整顿举措，表面上似乎是一种“三权分离”的手段，实际上却是为“独裁”而服务，分裂中央政权的目的在于加强独裁的君权。

结语

总而言之，宋代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强化了中央集权，维持了君主独裁的统治，从而消除了自唐末五代以后，各地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也给宋代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