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员是明代国家机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关于明代吏员制度的研究较为薄弱，还有许多一知半解的地方，如吏员能否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小编就从明代吏员制度、科举制度、选官制度入手，浅析明代吏员能否参加科举考试。

明朝科举

一、关于吏员入试的史料记载

之所以认为吏员可以入试，是因为关于吏员中试的记录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如《明史》和《国朝典汇》等记载：

建文元年（1399）己卯，浙江乡试，吏员王亨中式。

正统七年（1442）壬戌，会试，都察院吏李森中十二名、刑部吏南昱中三十三名。

景泰四年（1453）癸酉，顺天乡试，刑部都吏一人、卫令史一人、卫吏一人中式。

天顺元年（1457）丁丑，会试，浙江都司吏李璲中二百三十名。

成化四年（1468）壬子，应天（两畿）乡试，内江吏人谢宗德中四十二名。

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会试，王璠以岷州卫吏中式。

以上吏员中式记录，科目有乡试、会试，成员有京吏、外吏、文吏和武吏，且这些纪录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则至少在上述时期，吏员可以入试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在《明史》《明会典》等史籍中还有一些与吏员入试相关的材料，如：

正统七年（1442）定：“（会试）下第举人，不分廪膳、增广……吏员，中式俱送监读书。”

景泰七年（1456）二月诏定：各乡试取士额数，两京各一百三十五名，五名取杂流。[14]按明代吏员、承差、知印、书算、译字、通事等俱属杂流。上引内江吏人谢宗德中应天乡试第四十二名，应该就是五个杂流名额之一。

弘治十三年（1500）定：“应试生、儒……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

嘉靖时定：“应试举、监、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遵照世宗皇帝圣旨，孥送法司问罪，仍枷号一个月，满日发为民。”

既然有关于吏员下第、中式名额及惩治作弊的规定，那么这些材料也可侧证吏员是可以入试的。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洪武四年确实有全禁吏员入试的规定，但至少在某些时期一些符合条件的吏员是可以参加考试的。那些认为吏员不得入试是一代定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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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吏员入试最早时间是何时？

关于吏员入试的最早时间是何时这一问题，史料里有明确的解答，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在洪武三年。理由如下：

首先，明朝立国后第一次科举考试就在洪武三年八月，且关于吏员入试有以下规定：“有过罢闲人吏、倡优之人，并不得应试。”仔细揣摩文意，除了无过，现役吏员并不在禁试之列，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可以入试的。

其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年诏中中书省曾建议“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皆许应试”，尽管吏胥入试一条为太祖所驳，但从省臣的语气看，很像是对陈规的一种重申。按元代吏员地位颇高，且可参加科举考试。明朝建国初期百事草创，天下尚未统一，战事仍在进行，为便于政权平稳过渡，多承袭元朝旧制，所以洪武三年首开科举时遵循惯例允许吏员入试也属于正常。

最后，四年诏本身也可以反证三年八月吏员是可以入试的。因为如果三年乡试已全禁吏员入试，则四年诏无须专门就此事予以着重强调，特别指出“唯吏胥……不许应试。”

因此，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洪武三年八月的乡试，只要符合在役、无过犯、曾习举业三项条件的吏员，经由所在衙门保勘，应该是可以参加考试的，这一科很可能就是吏员入试的最早时间。至于能否考中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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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员能直接参加会试吗？

关于吏员能直接参加会试这一问题，据史料记载是可以的，但是入试时间的长短却看法不一。据

《明史》记载：“正统七年壬戌（会试），刑部吏南昱……中式。”
《弇山堂别集》记载：“（正统）七年壬戌，……中式十二名，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刑部吏。”
《科场条贯》记载：“正统七年，……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刑部吏。”
《国朝典汇》记载：“（正统）七年壬戌二月……是科，李森以都察院吏，南昱以刑部吏……皆中式。”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吏员是可以直接参加会试的。然而，这个看法是不成立的。

首先，从情理上说，吏员直接参加会试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明代吏员在官场中地位颇低，且被统治者和清流士人目为异途浊流。如果吏员真能越过乡试直接参加会试，那在朝野上下必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必然会引起广大生员、儒士的激烈反对。而且，有此捷径，天下读书人恐怕都会离开学校去充当吏役，以便直接参加会试了。然而，史料中却看不到相关的记载。

其次，从时人的记载中也透露出吏员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的。如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记到

“进士以杂流起家者，如驿丞、吏员、承差、书算之属，皆同诸生乡试也。既登解籍，则为乡贡士，非复杂流矣。”

据此，可以看出，吏员入试同生、儒一样，也是要先经乡试，中式后方可再入会试，此时身份也由吏员变为举人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吏员直接入会试说与史实不符。因为据天一阁藏《正统七年进士登科录》（明正统刻本），里面关于上引吏员中式者的记载是：

李森，都察院吏，顺天府乡试第十四名，会试第十二名；南昱，刑部吏，顺天府乡试第十九名，会试第三十三名。

类似的例子还有，天顺元年（1457）丁丑，会试，浙江都司吏李璲中第二百三十名。从字面上看，似乎也是吏员直接考中会试，其实李璲之前已考中浙江乡试，然后又以举人身份再考中会试的。其详细信息登科录（天顺元年丁丑科黎淳榜）记作：

李璲：贯浙江台州府黄岩县，民籍，都司吏，治《诗经》，字崇信，行六，年三十二，浙江乡试九十八名，会试二百三十名。

据此可以看出，所谓吏员可以直接参加会试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吏员入试，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符合条件的吏员参加乡试，吏员出身的举人参加会试。之所以出现上引吏员中会试这样似是而非的记载，主要是因为吏员以异途浊流业余之身竟然能连中乡、会试，实属罕见，时人惊异之余，不免强调了其作为杂流的吏员身份，加之文字过于简省，以致后人据此得出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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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吏员入试和禁试的认识

在明代二百余年的科举史中，除明初极短的时间全体吏员被绝对禁止参加科举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吏员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与此同时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吏员则不被允许参加科考。入试和禁试是相对而言的。

品读史料，我们发现，首先，全禁吏员入试的洪武四年诏实际上只执行了不到两年时间。据史料记载：按洪武三年（1370）八月首开科举，其关于吏员的禁令是“有过罢闲人吏……不得应试”。随后又“……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四年七月诏则严令“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全禁吏员入试。但仅过两年，因朱元璋对科举选拔的人才不甚满意，遂于六年二月下令暂停科举。

因此，从四年七月到六年二月，这一禁令实际上只实行了一年零七个月，其间共经历了两科乡试。因为到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恢复科举时，对吏员入试的规定是“……罢闲官、吏……不许入试”。又从全禁改回三年的部分禁了。且此规定成为一代定制。而全禁吏员入试的一年零七个月较之于明代260余年的科举史来说只能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某项禁令当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制度特点。

其次，遍查《明实录》、《明会典》、《续文献通考》、《明会要》等史籍，从洪武十七年以后，再未见全禁吏员入试之规定。如有，史籍中当会有所体现。因为尽管口碑不好，然以明代吏员庞大的人数和在官场中的能量而言，如被全面禁试必然会引起相当的不满，史料中不会没有相关线索留下。另外，以严苛著世的洪武朝尚且允许符合条件的吏员入试，以后的历任皇帝，断不至在官场因循的大背景下违背祖制，出台全禁吏员入试的规定。

再者，终明之世，史籍中不时出现吏员入试或中式的相关记载。除上引洪武、建文、正统、景泰、成化、弘治、嘉靖年间的史料外，明后期时人的笔记亦反映出，其时吏员仍可入试。如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一《禁入试条》：

初言“太祖开科取士，以吏员心术已坏，不许入试”。后又言“……吏与其子弟之纳名者，颇恂恂自爱。先朝名臣，就中择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窃恐太祖在今日亦当开禁”。

按朱为万历、天启间重臣，曾典乡、会试，其吏员取科第以去之说当不致有误。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赤眉寇略》亦记崇祯十七年（1644）大顺军攻下北京后，曾出现“监生、吏员争趋告考”的情形，尽管为大顺政权所拒，然从吏员与监生一同求考而当局与监生不以为怪一点来看，似此前吏员入试并不稀奇。

综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明代吏员入试最早很可能始于洪武三年八月的第一科乡试，其入试条件是在役、无过犯、曾习举业，但次年即被禁止。全禁吏员入试的四年诏是国初特殊环境下的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前元旧吏，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这种一刀切的禁令也仅适用于四、五两年的乡试。到洪武十七年八月，那些符合条件的吏员又可参加科考了。吏员入试也同其他士子一样，先乡试，中式后再会试。此后，史籍中仍零星可见吏员入试及中式的相关记载，而全禁吏员入试的规定则再未一见。因此，我们认为，终明之世，除洪武初期若干年（一年零七个月）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里，只要有科举考试，只要符合条件，吏员入试理论上始终存在，至于能否考中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