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钱币只有袁大头吗

一提起民国时期使用的货币，大部分人第一时间脑子里就闪现出了袁大头的模样，自从1914年袁世凯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国币条例》之后，袁大头就渐渐成为了民国主流货币。

不过，由于大部分涉及民国的影视作品大都仅使用袁大头作为剧中货币。因此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民国只有袁大头”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在袁世凯铸币时，我国还流通着上百种货币，不仅有我国铸造发行的龙币，还有大量的外币。

上图_ 袁大头,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正是由于这种混乱的币值，民国政府才不得不赶制袁大头，整治货币市场。

即使袁大头在货币市场中表现优良，再加上政府的背后努力，但以民国政府的控制力，让袁大头成为主流货币已经是超常发挥了。而彻底扫清其余货币实在是力有不逮。

这也就意味着在民国历史上除了袁大头之外的货币始终处于一个被学界和大众所忽视的状态。

况且，民初的物价，一位长工一年到头的工资，也不过一二银元，并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银元。

上图_ 龙洋 （清末银币名）

一、 清末制铜

清末国际铜价一路走高，而甲午战争之后日军又掠夺走了大量的金银制钱，这就导致了我国在清朝末年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全国性的钱荒，老百姓手中都无钱可用了。

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局面，清政府被迫允许各省政府铸造银币，截止光绪二十五年，已经陆陆续续有二十五省开始了银币铸造工作。但由于这批银币币值过大且成色不足，在流通中频频出现滞销贬值的情况。

因此，这批银元不仅没能补救钱荒，甚至还有所加重。而这批银元在当时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制钱”。是清政府的官方法定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当局心生一计，率先试铸铜元，结果得到了商民一致好评。慈禧眼见此景，便下令大力推广铜元，以此来补救钱荒。“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光绪朝上谕档》”

因此，此后各个地方政府只要遇到金融问题，就要开铸铜元，譬如天津金融恐慌时，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选择了开铸铜元，“谓此由钱荒所致，于是始铸铜元以救之”。

除此之外，江苏、湖北、浙江、江西等省也先后开铸铜元。

上图_ 熔铸。按规定成分称重配料，熔解浇铸成版状铜料

上图_ 冲饼。将轧好的铜条经冲饼机加工制成坯饼

开铸铜元，不仅仅是为了补救钱荒，更重要的是此事本就有利可图，以往政府铸钱多是亏钱，其利润里仅有10％左右，但铸造铜元的利润率则高达30-50％。

在这种情况下，铜元很快就遍地开花，有人笑称这一时期是“铜元局全盛日”。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梁启超就写了《各省滥铸铜元小史》一文来反对各省大规模铸造铜元的行为。但正如梁启超所担忧的那样，大量发行铜元的城市出现了“铜元危机”，铜元贬值、流通壅滞，随后各省开始抵制外省铜元、州县官府也折收或者干脆拒收铜元，严重的阻碍了铜元作为货币的正常流通。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相继出台了《整顿圜法酌定章程十条》、《统一铜元办法八条》的条例，试图解决铜元危机。这两个条例的主要内容是对铜币的铸造量作出限制，并且规定官府不得拒收铜币。

如此行为，其实对铜币危机的解决并无决定性的效果。

上图_ 制造钱币的压花机

当时的清政府官员认为解决铜币危机的办法还是效仿国外，推行主辅币制度。

等到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正式的确立了以“元”为单位的银本位货币制度，规定的合法货币包括银币、铜币。并且，铜币作为辅币只与银主币挂钩折算，一厘铜币（即一文铜元）为最小面额国币。

这一套货币制度其实并没有巨大的缺陷，不过滑稽之处在于，制钱作为清政府官方法定货币，却在这套制度中无处容身，十分尴尬。

等到数年后辛亥革命之后《国币条例》颁布，标志着制钱的官方地位正式取消，各地政府可以合法的熔毁制钱并改铸铜元。

上图_ 大清铜币当制钱十文

二、 制钱与铜元的流通之战

即使制钱已经被取消了官方地位，甚至在政府的规划中完全没有其容身之处。

按理来说，此时的制钱就已经沦为废币，将会在短时间内被熔铸成新钱。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城市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对钱荒之害也更加深有体会。在加上运输便利等条件，在短时间内，铜元就顺利的被推广了，譬如说光绪三十年的京城就出现了“铜元益多，制钱益少”的局面，天津更是“通使铜元，并无制钱”。

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劣币驱逐良币”。

上图_ 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

铜元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铜元其实是一种“劣币”。

熟悉马克思理论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做“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金银一开始只是一种寻常的货物，但是在以物易物发展过程中，古人们开始用金银来衡量各种货物的价值，也就是由金银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这时候大家都发现，由于金银本身不易磨损、体积小、价值高等特点，用金银作为货币是一种绝好的选择。

在用金银铸造成货币的过程中，就产生出了“劣币”和“良币”的区别。

举例来说，你我手上都有一块银元，都是“一元”。但我手上的这块银元的含银量是100％，而你手上的则是75％。

那么，作为老百姓的你我，自然会认为我手上的这块银币更值钱，也就是“良币”，即使他们都是“一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优先花掉那个劣币，并将良币留在手上。时间一久，市面上就只剩下劣币在流通了。

上图_ 民国铜元当制两百文

而铜元，就是一种劣币，其面值和本身的含铜量并不相称，这也是为什么铸造铜元对政府而言有利可图的原因。

相对来说，制钱就成为了良币。

在城市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货币流通快速高效，再加上官府的督促和钱荒之害，铜元很快就驱逐了制钱。

这一局面在农村地区完全反了过来。

向来使用制钱的农村居民并不愿意使用铜元，因此，通过城乡贸易，城里人要买农产品时大都使用农村居民更喜欢的制钱，而农民交税时，则优先上交铜元。

一来一回，制钱在农村地区的地位可谓十分稳固。

更何况，随后城市中爆发的铜元危机，导致铜元价格波动剧烈，农民更是不愿采用铜元。

上图_ 临县三交镇广茂永记日字捌陆号铜元陆拾枚兑换券

三、结局：铜元占领农村，大头通行四海

不过，最终的铜元还是取代了制钱，劣币再次驱逐了良币，果然，劣币驱逐良币之所以能被成为一个经济学规律，就是因为其广泛性。

农村居民接受铜元的原因在于，随着国际铜价的上涨，日本开始拒绝向中国出售紫铜，并且大量收购中国制钱，从中提炼精铜。

国内铸币厂没有铜矿可用，于是也开始收购制钱，熔铸新钱。

一来二去，农村居民手中就没有制钱可用了，只好接受了铜元。

而袁世凯上台之后推行的货币改革，也较为成功，铜元可以兑换银元，在国内尤其是华北地区形成了铜元占领农村，袁大头通行四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