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唐朝与日本最早发生海上战争——“白村江之战”，在这一战后，日本不断地往唐朝派“遣唐使”来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同时官方之间亦展开贸易往来。唐代的贸易由官方掌控因此政治色彩比较严重，商客的住所亦受到官方的限定；但在宋朝，这种贸易的情况则与唐朝相比商业色彩浓于政治色彩。

这种转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从唐朝的“旅馆贸易”到宋朝的“唐房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中日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导致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白村江之战

一、唐朝时的贸易状况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

1. 唐朝的情况：

唐朝在当时以其灿烂的文化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吸引了周边各国来唐朝观光旅游，为此带动了旅游消费和商业发展。

唐朝对经济的掌控非常严格，作为商品贸易场所——“商贸市场”，它的设置权归政府所有，是政府的特权，而且必须遵守“建城设市”的原则，由政府设置在城市之中，由政府机构具体实施营建和管理对商贸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控，这种管控的严格不仅体现在设置各级官员管控还对一些贸易细则进行严格的控制，比如：按时开市闭市、根据货物的种类分区经营、入市商品质量跟规格有标准、商品的度量需要按照严格的准绳要求等等。

这种商业模式受政治的影响很大，其中商业用地的规划除了对商户经营用地进行划分以外还对客人的住处进行严格规定，比如：；其他国家的人来唐朝进行商业贸易需要在官府安排的地方住宿跟做贸易。唐朝这种商业更多的是文化的一种交流，因此也称之为“旅馆贸易”。

2. 唐朝时日本的情况：

日本在白村江之战遭到惨败后，天智天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重新开始于唐朝的帮教，积极排除遣唐使，全面地学习唐朝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可以说日本此时与唐朝的交往主要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弊端好维护天王自身的统治，可以从侧面看出唐朝的强大以及中日关系在此时只是“师徒”的关系。

二、宋朝时的贸易状况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

1. 宋朝的情况：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从秦统一六国到大唐帝国结束，历朝奉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不仅受到歧视还受到各种掠夺性政策对经商行为的打压。

北宋建立以后新政权把商业提高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官方不再像历代王朝那样歧视商人而且颁布政策保护商人的利益，严禁各级官吏对商人进行横征暴敛。比如在北宋天圣年间，朝廷经济发生困难，曾经有人提出恢复汉代按商人囤积货物的数量征税但立即遭到了仁宗皇帝的严辞批评。这种对商业的重视是历朝以来闻所未闻的。

到了南宋时期，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进犯，南宋的国土面积比北宋缩小了许多，按土地征收的赋税也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朝廷的官员却比以往增加了（冗员）。因此在政治上为了维稳，在经济上政府就更加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比如历朝的商人是被严令禁止当官的但在南宋，政府对在海外贸易中为国家税收做出重大贡献的商人可以以“补授官职”的方式赏赐他们。

《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藩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

由此可见宋朝对商业的重视程度。

2.宋朝时日本的情况：

宋朝时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794-1192），在日本宽平六年（894）年日本废除了“遣唐使”后，日本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是消极的，采取了“自我封锁”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延喜年间（901-923），不仅制定了锁国的政策（“渡海制”）还出台了禁止私自购买唐物的“禁购令”、限制了宋商（唐船）过于频繁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禁令—“十二禁制事”。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采取“锁国”的外交政策呢？在我看来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1）唐朝的解体让日本开始对学习外国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时代”开始就积极地汲取盛唐时期的文化跟制度，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但在奈良时代后期（平安时代前期），唐朝的一些制度在日本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制是仿照唐朝均田制而制定的，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其内容为：“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这种制度就是先编户籍然后按人口分田，后来在贵族的特权干涉下，这些田地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而且班田制下的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后开始背负上税收的重担，结果造成农民的大量流失，聚众闹事，尤其是唐王朝的解体更让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开始反思外来文化对国内的影响。

2）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冲击

遣唐使来到唐朝学习然后将当时唐朝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经济还有政治制度带到日本，其中在6世纪中期，日本引进了佛教以后，奴隶主和贵族们将其变成了政治斗争。当时的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族是利用佛教获得政权。圣德太子对佛教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为国教，这样对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势力便会带来一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亦将会反作用于统治的势力。比如明朝时统一日本的的织田信长对佛教的态度就足以证明这点。

3）海外贸易带来管理的麻烦

大宰府在7世纪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岛和公派使节的出发回归等事务之后开始接待外国使节。到了9世纪，开始作为朝廷的代理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外国商人到日本的住宿与饮食等费用由大宰府负责，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缴纳关税，这样可以大大减轻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商人的费用，因此就刺激了更多的商人到日本开展贸易活动。

作为朝廷机构的大宰府有采购任务，其主要职责就是用黄金来采购朝廷特别是皇族需要的商品，由于采购的数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让日本内部的一些贵族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于是便出现了跟新罗商人来日本时一样的激烈争抢情况，因此便会促使价格提高跟产生走私交易，尽管日本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官符来限制走私贸易但是效果很不明显，这样就给日本统治者带来巨大的管理压力和管理问题。

4）加剧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外流跟降低朝廷皇族的权威地位

随着9世纪后日本外贸逐渐增多，管理困难和无力支付大量黄金的问题凸显出来。日本统治者为了控制交易数量，防止商品流出外部从而确保朝廷特别是皇族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国输出品以显示权威，继续保持国家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体系而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定跟措施，但在宋商对规则的灵活规避下屡屡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间，日本为限制同一位商人（商船）过于频繁地来日本，颁布了所谓的“年纪制”但宋商通过改变名字等方法来钻规则的漏洞来规避这种控制。除此之外，官方间的贸易虽然在表面上有序往来但民间的走私等等贸易活动却屡禁不止，尽管这些举措在加剧日本本土黄金外流但官方却无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应对。

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在宋朝时期，日本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总结：

唐朝时期，日本屡次派来“遣唐使”主要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统治危机而学习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跟文化制度，而唐朝为了管理与其他诸多外来民族的事务而对经济采取官方严格管理的方式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稳定；宋朝时尽管官方设置专门的“唐房”来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和大力支持民间经济发展同样亦是为了维护好自身的政治利益。

然而在此时的日本，自开放后国内的政治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逐渐使隐藏其中的政治隐患逐渐浮现出来，因此便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因此在宋朝，中日关系由于日本政治上的消极而冷淡，但由于民间的走私贸易而火热，这一种“政冷经热”的情况出现与其说是国与国实力的强弱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政治的影响，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因此形成一种“冷热”的局面。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并非像某些学者通过某段时期“中日关系”就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国实力强弱的了，毕竟每一段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复杂的因素，用动态发展的历史现象来作为证据来说明一些事物是不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