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学生领袖陈东的死亡之谜

陈东像

陈东（公元1086--1277年）字少阳，江苏丹阳人，我国北宋末年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

北宋宣和7年（公元1125年）在都城汴京（今开封）太学读书的陈东率领数百太学生上书，要求宋钦帝处诛蔡京等“六贼”，以谢天下，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金兵入侵中原，汴京已成“边面”，陈东又率太学生齐集宣德门外伏阙请愿，城内居民、官兵等十万余人不约而至，声援陈东等太学生，罢免李邦彦等投降派，要求朝廷坚决抵抗金兵，迫使钦宗恢复主战派尚书右丞相李纲的职务。同年四月，陈东辞诰命告归省亲，回到阔别15年的故乡丹阳。

建炎元年（1127年）5月，高宗即位南京（今商丘），8月5日，陈东应召至南京，适逢李纲被罢免，于是陈东分别于8月17日、19日、25日连上三书。不幸的是，就在陈东最后一次上书的当晚，高宗暗示黄潜善以“将复鼓众伏阙”为由，将陈东秘密杀害。

陈东这位爱国忠义之士应召10天便遭杀害。客观地讲，无论是赐官陈东的宋钦宗，还是加害陈东的宋高宗，如能听信陈东的政治主张，那起码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历史就得重写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高宗改变任用陈东的初衷？陈东被害，还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后人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历史文献中仔细探究，这个谜团解开也不难。

一、《宋史》卷455《陈东传》记载：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不报；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又不报；潜善辈方揭示纲幸金陵旧奏，东言，纲在中途，不知事体，宜以后为正，必速罢潜善辈。会布衣欧阳澈亦上书言事，潜善遂以语激怒高宗，言不亟诛，将鼓众伏阙。书独下潜善所。府尹孟庚召东议事，东请食而行，手书区处家事，字画如平时。已乃授其从者曰：我死，归致此于吾亲。“ 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及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 吏曰：“我也知公，安敢相迫。”顷之，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其尸瘗之。东初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时年四十有二。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

此段记载中有三点疑窦：第一、“书独下潜善所”，含糊不清。高宗下达书面指令，“手诏”、“御旨”是起码的书面语言；第二、召捕和杀害陈东的是开封府尹孟庚，而非刑部官员；第三、杀害陈东的直接执行者疑非是黄潜善、汪伯言二人。

二、《宋史》卷473《黄潜善传》记载：

“太学生陈东论李纲不可去，潜善、伯彦不可任，潜善恚。会欧阳澈上书诋时事，语侵宫掖。帝谓其言不实，潜善乘间启杀澈，并东诛之，识与不识皆为之垂涕，帝悔焉。”

此《传》所言，也有两个疑问：一、高宗何以谓欧阳澈其言不实而杀之？二、若高宗未下旨准允加害陈东，又为何为死后的陈东表示悔意呢？很明显，史官不过在为高宗逃避罪责，《传》中的“乘间”二字，还是为两个疑问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三、《宋史》卷455《欧阳澈》记载：

“高宗即位南京，伏阙上封书，极诋用事大臣，遂见杀，见《陈东传》。死时年三十七。许翰在政府，罢朝，问潜山、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 遂力求罢，为东、澈著《哀词》。”

从这《传》中，“独下潜善”跟《陈东传》中的“书独下潜善所”，都隐约承认了高宗在黄潜善组织处置陈东之前，曾下书诏或暗示过。无论高宗采用的是何种形式，都给黄潜善、汪伯彦预谋和策划杀害陈东留下和制造了凭据和借口。《传》中“不得以相视”，可以看出黄潜善竭力为高宗开脱。由此可见，这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

四、《少阳集注》外编卷一李大有为《尽忠录》作序 中有记载：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书，其一乃夙兴说，论天下大计，馀两书乞留先祖而黜黄、汪，词皆坦明，惟最后指陈二人奸恶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为忤也。时欧阳澈亦上书，及乘舆颇过，时两人遂同以进，摘其语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黄复动以危言，遂俱即东市，因谪先祖海外。”

李大有，乃李纲之孙。在此文中，李大有直接指责杀害陈东的凶手是黄、汪二人，而明显开脱了高宗的决定性因素。文中还说，是欧阳澈的上书，加剧了陈东被杀的动因。

从《宋史》的《陈东传》、《黄潜善传》和《欧阳澈传》以及李大有的《序》中，不难发现：黄、汪不仅仅为杀害陈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是杀害陈东的知情者、预谋者和策划者。而宋高宗则是陈东之死的真正元凶。黄潜善、汪伯彦是肯定不希望陈东活着的，必须除之而后快；宋高宗一开始并没有杀陈东的想法，但经不起黄、汪的“乘间进言，而授意下令杀陈东。

至此，有人可能又要犯嘀咕了。身为皇帝的高宗权倾天下，想杀谁杀谁，还不简单。干吗要秘密指示呢？

殊不知，宋太祖赵匡胤曾誓碑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谕此誓言者，天必殛之“。所以，高宗知之理亏，故选此策，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