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北宋苏东坡“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一起来看看吧

皇宫一角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时任御史中丞李定等上表弹劾北宋大文豪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妄自尊大。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的诗文，认为苏轼“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按照大宋刑律，如此大罪可谓满门抄斩，死有余辜了。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宋神宗御批，由御史台狱受审。因御史台中植柏树，终年栖息数千只野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苏轼像

一、讽谏时弊，诗案爆发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他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后，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宋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朝廷的既定决策。而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苏轼曾经的同僚、好友沈括。

开封（汴京）——龙亭公园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族，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嘉佑八年(1063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司理参军、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与在昭文馆的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职。沈括大苏轼五岁。那个时候，他们相互欣赏，经常一起谈论诗文，切磋学问。熙宁二年(1069年)，沈括支持王安石变法，受到王安石重用。而司马光与苏轼等则对变法持反对意见。变法派和保守派形成尖锐对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果，方才寝议。苏轼眼见朝廷暗流汹涌，乞请外调，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沈括像

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身份，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和新法实施情况。到了杭州后，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谈论旧情，提出想拜读苏轼近年诗词新作。苏轼一向豪爽慷慨，毫无保留全盘出示。沈括佯加赞叹，挥毫抄录。回到京师，他就用附笺的方式，把他认为是诽谤朝廷的诗句详细的"注释"，交给神宗皇帝，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但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奏折暂被搁置。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东坡调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后，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宠信的新派人物。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权贵合作的态度和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御史中丞李定说，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肆其愤心，怨己不用”，认为“罪有四可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监察御史舒亶告诉皇上，苏东坡的那个“上谢表”如今已经是“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御史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宋神宗皇帝像

神宗皇帝联想6年前沈括揭发苏轼诗文"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的奏折，大为恼火，批示御史台，急驰湖州勾摄苏轼。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当时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他秘密遣人告诉苏轼弟弟苏辙。时任应天府判官的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苏轼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御史台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此时，苏轼到湖州上任才三个月。夫人王润之惊闻苏轼被捕后，考虑到苏轼是因为文字获罪，这位妇人便将苏轼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一把火给烧了。当御史台派人搜查苏轼的诗稿、书信等罪证时，一无所获。

苏夫人王润之像

苏辙获知兄长苏轼蒙冤后，立马给神宗皇帝写了折子《为兄轼下狱上书》，十分感人。一开头就以呼天抢地的语气写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进而动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又明之其罪有可恕：“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我们再也不敢了：“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还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样一篇哀婉动人的上书，朝廷竟置之不理。

四川眉山——三苏祠

二、主审复仇，屈打成招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直至十一月底，"乌台诗案"一直处在审讯阶段。主审官恰是苏轼的对头、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师从王安石，登进士及第出身，曾任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经举荐入知谏院，成为京官。他与苏轼的好友佛印是异父同母的兄弟。佛印曾与苏轼闲聊时说：他的母亲死后，李定居然没有回家守丧。以前苏轼虽与李定政见不合，但却未对李定冷嘲热讽过，那时，他的火力，更多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但这一次，他却对李定的人品感到不齿。苏轼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遇到有悖伦理之事，像“”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东坡论道

很快，苏轼讽刺李定的诗文便从杭州被人传阅到了京师。怪只怪苏轼文采出众，不论他写什么，都会引起洛阳纸贵。一位姓陈的御史读到了苏轼的诗文后如获至宝，他义正言辞地向神宗告发了李定“匿丧不报”的不孝之罪。李定被这一记闷棍打得眼冒金星，距离身败名裂仅一步之遥。自古忠孝一体，不孝之人，如何尽忠？危急时刻，若不是王安石出面力保，那么李定的政治生涯，在熙宁四年便要宣告结束。原来，佛印和李定共同的母亲仇氏先嫁给了佛印的父亲，生了佛印后又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李问；李定还未满月，仇氏又再度改嫁给郜姓男子。因此，李定“自幼只知有父，不知生母何人”。所以仇氏去世时，李定并未依准朝廷制度，报请丁忧。

苏轼手书

但即便如此，“不孝”罪名还是被安在了李定的头上。反对变法的人并不在乎李定是否被冤枉，哪怕只是以此来恶心一下王安石，他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自此，李定怀恨在心。现在轮到他来审讯苏轼，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在得到苏轼承认《湖州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的"供状"后，李定即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情况，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要隐藏更大的秘密。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追查苏轼的五代，一定要查出所有人。宋代凡下御史狱，追查三代就是重刑狱，追查五代即是死刑犯。

天下第一塔——河南开封铁塔

神宗的谕旨与李定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置苏轼于死地。他便将6年前沈括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旧账翻了出来，严加审讯。他们从沈括手里得到苏轼的大量诗作，从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以诗定罪。整个案子由原来审查《湖州谢上表》，转化为审查苏轼写过的诗文。虽然沈括不是"乌台诗案"的主谋，但确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此刻，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大受其罪。他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儿，被主审官李定抓住不放，审了又审。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就是死路一条，苏轼不是不知道，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面对御史台不择手段的施予重刑，苏轼终于支持不住，屈打成招了。

红梅傲雪

最初，苏轼只承认在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时任西京留司御史台的司马光。当时他在洛阳独乐园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明代仇英绘——司马光《独乐园》局部

司马光于熙宁六年(1073)在洛阳修建私人园林独乐园，苏轼曾寄贺诗一首《独乐园》。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而认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等着杀头了。就在苏东坡已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的时候，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来，准备一旦知道自己要被处死，就把它吞下去。苏轼下狱后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日子里，其生死未卜，一日数惊。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他们就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向友人借贷，便将给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明文征明书法——苏东坡《独乐园》诗（1）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极度悲伤，便给弟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虽然御史台官员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斩杀苏轼。

明文征明书——苏东坡《独乐园》诗（2）

三、死里逃生，笑谈古今

王安石儿女亲家、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尚书右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觐见神宗时，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 。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神宗原来对苏轼甚有好感，也十分赏识苏轼的才华。在太皇太后曹氏等人的劝阻下，不欲深加治罪，故一拖再拖。否则按照李定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早就把判他个“斩立决”了。

太皇太后曹氏像

神宗的举棋不定让新党和御史台的人很是着急，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搏”。一天，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问：“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苏轼的《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一句，这句诗大有问题。陛下请看，龙飞本在天上，苏轼却要在地下求什么蛰龙，还在九泉之下去求，这不是在诅咒皇上，要造反吗？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拨。在君权至上的社会，这样的罪名一旦坐实，是要灭族的。好在神宗还是个明白人，回答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满脸羞红，哑口无言。

王安石像

正当朝野抗争日趋白热化之际，当时已退居金陵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作为苏轼的老冤家，却上书力保苏轼：“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因为王安石是他的老师。在看了王安石的信后，犹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犹豫了。他以宋太祖赵匡胤当年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为台阶，宽宥了苏轼。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诏书中说：“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乌石诗案”致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因王安石“一言而决”了。出狱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贬谪生涯。

王安石手书

“乌台诗案”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泄露机密，且时常与苏轼交往，不及时交出他的诗文，且与公主感情淡薄，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秘书省正字王巩，“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由于兄弟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而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同僚亲友，各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乌台诗案”终于落下帷幕。经过这场磨难，苏轼性情大变。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苏轼成熟于蒙冤入狱之后，成熟于孤寂潦倒之际，成熟于劫后余生之时。

苏东坡像

苏轼去了黄州。在那里伟大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诞生了。1084年（元丰七年）三月，苏轼又接到诏命，将他改为汝州团练副使。苏轼上书请求：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神宗即日报可。元丰七年(一〇八四)七月的一天，苏轼从黄州往常州路过金陵，专程拜访闲居于江宁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大病初愈，他闻苏东坡来访，异常欣喜。他穿着粗衣服，骑着毛驴，赶到江边迎接。苏东坡衣着也颇为随便，冠巾不戴，神情潇洒地走出船舱，向荆公深深作揖：“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言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金陵桃叶渡

东坡又说：“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王安石摆摆手，上前拉住东坡的衣袖，两人互相搀扶着踏上钟山小径。这一次，苏东坡在江宁盘桓了一个多月，他们在王安石的半山花园里赏花饮酒，赋诗唱和。尽管过去政见不同，但如今已时过境迁，两人都感到，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缕青烟消逝，现在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这两位诗文盖世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佼佼者，棋逢对手，惺惺相惜。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诗情画意的精神境界里，终于尽捐前嫌，携手言和，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天下四大丛林——南京栖霞寺

见过王安石后，苏东坡曾写过四首“次荆公韵”，其中第三首有句：“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意思是说他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劝，在南京购地定居，与他为邻，但世事悠悠，与他一起已然迟了。不过，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他对王安石是尊重的。而苏轼走后，王安石感到惘然若失。苏东坡的旷达潇洒，聪慧敏捷，率真豪爽，令他思念不已。他逢人便提起他与东坡的相会，不胜感慨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段历史佳话，使王安石谋划迫害苏东坡的说法不攻自破。

南京栖霞山——千佛岩

而“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沈括，于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后，见风使舵，列举新法种种弊端，寄书新任宰相吴充，以表忠心。后被人弹劾“依附大臣、越权言事、反复无常”，神宗“始恶括之为人”，罢去其三司使、翰林学士，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抵御西夏。元丰五年(1082年) 兵败永乐，被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大赦天下。新旧两党一致排斥沈括，多人上书朝廷：全天下谁都可以赦免，唯独沈括不行。谁想与一个时刻会出卖自己的人肉炸弹共事呢？

寒梅芬芳

随州三年是沈括一生最忧伤、最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遂专心于学问，举家搬迁至早年在润州购置的梦溪园隐居，在此编撰《梦溪笔谈》。《梦溪笔谈》的问世，使沈括声名大噪，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集北宋之前历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内容丰富，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军事学、法学、音乐理论、教育学、政治学、民俗学、文艺学诸领域都有重要历史价值，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假如当年没有“乌台诗案”，肯定没有东坡的《赤壁怀古》，也许也会没有沈括的《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