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家丁这个概念，映入脑海更多的形象更多是权贵大户人家豢养的奴仆，一般会两下拳脚功夫，看家护院尚可，上阵打仗肯定不顶用。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军队中，却存在将领的家丁这一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在军队里的比例不算很高，却是明朝中后期明军的精锐力量。那么，明代军队中的家丁是如何出现的呢？又是怎样成为明军最具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呢？家丁的强悍战斗力又是怎样形成维系的？带着上述疑问，本文打算探究一下明朝家丁制度出现的由来，分析一下其发展壮大的原因和管理体系，并着重分析明朝家丁制度存在的利弊。

明朝中后期家丁制度的由来:“卫所制”的崩溃和募兵制的普及

明代军队中的家丁一般指武将麾下不入兵籍者，是将领私人组建的亲信部队。可以自行署置官吏，待遇远比一般士兵高。明朝家丁制度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大明开国之初创建的“卫所制”逐渐崩溃和募兵制的普及。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为了解决军队兵员稳定来源，并尽可能减轻对百姓的负担，朱元璋创立了卫所制，其主要参照了隋唐时期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其核心内容在于设立军户，世代世袭，不得脱籍，由军户男丁承担兵役，免去服役男丁的徭役，并给予军户家庭相应的田地耕种，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朱元璋为此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朝“九边”形势示意图

但是，正如唐朝时期府兵制因土地兼并走向瓦解的命运一样，宣德年间，曾让朱元璋自豪的卫所制度开始趋于崩溃，大量军卒开始逃亡，即便是直隶于中央的五军营由于卫戍各镇和大量逃亡，到了正统年间缺额已经达约莫两万五千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主角包括各级官僚、藩王、豪绅地主，而各卫所的军事将领也大肆抢占军屯官田，如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到嘉靖时期，达到了“今之屯田十无一存”的后果。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大量卫所军士失去土地，生活难以为继，又无法脱离军籍，其中骁勇善战者逐渐沦为将领们的私兵，史称“武将皆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成为军队家丁的基本来源。明孝宗弘治年间，巡抚辽东都御史张鼐上奏说：“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事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其升调官员则有带去军丁，见在世袭子孙有参将以下者、一家有十余姓，一姓有十七八人，又有隐占军丁、从令使嫁者。”，这些跟随将领的军士虽然没有脱离军籍，但实际已经成为各级将领们的家丁。

名将李成梁

奋战中的精锐家丁

军户制度崩溃后，嘉靖年间，朝廷开始推行募兵制，推行军士职业化，家丁也同普通兵士一样招募。像闻名天下的戚家军和俞家军就是募兵制，名将李成梁也“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这种家丁招募形式一般有以下方式：一种是招募边人为家丁。在边疆生活的边人因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再加上长期受边患影响，生活困苦，其中勇武过人者多加入招募家丁的行列，成为明朝家丁的重要来源。另一种则是招募大量降夷为家丁。驻守在边疆地区的将领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要职责，时常与外敌发生战争，俘获了大量地方俘虏，被俘获的士兵中有很多通晓敌酋的情况，而且骁勇善战，于是被将领们看中，成为将领们麾下的家丁。所谓“各边纳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冲战之用，行之已久。”

万历时期，边将们纷招募降夷作为家丁蔚然成风，“各镇将官多招募降夷以充家丁”，比如满桂、尤世威等人手下“各有夷汉丁甚精”，刘綎甚至还招募倭寇做家丁，称作“降倭夷丁”，蓟镇总督尤继先“收养降夷至八百余人，倚为精锐”；辽东总兵李成梁更是收养了许多降夷为家丁，其中后来有积功至副总兵的李兴、李宁、李平胡等人，原来都是“出自虏中”的降夷。募兵制让大明在中期军事力量得到了短暂的恢复。

明朝家丁强悍战斗力是如何形成保持的？

从史料记载情况看，虽然人数不多，但明朝家丁的战斗力十分强悍。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得以形成保持。

一方面，明朝家丁选拔十分严格苛刻。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丁，必须弓马娴熟，骁勇善战，悍不畏死，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抵抗数倍之敌的作用。据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对明朝家丁的作用进行了描述：“两军相接全恃将勇，将勇则兵亦作气随之。然将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骁悍者，协心并力，始气壮而敢进。将既进则兵亦鼓勇争先，此将帅所以贵有家丁亲兵也。”。公元1630年春天，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外出侦察被后金军队包围，宁远守将祖大寿见敌势过大，不敢出兵救援，吴三桂率家丁二十多人私开城门，奋勇杀入重围，救出父亲，由此可见吴家的家丁悍勇程度，吴三桂号称拥有“夷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则遁”。明朝家丁的强悍战斗力也给崇祯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在北京城陷落在即之时，崇祯帝还寄望于大臣们的家丁能在巷战中抵挡住李自成大军的兵锋，虽然有点不切实际，但明朝家丁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影视作品中的戚家军

《明史·刘文炳传》曾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即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前一天，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

另一方面，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将领们多采取给予家丁优厚待遇的方式，激励家丁奋勇杀敌。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兵部家丁》：“家丁盖昉于唐季藩镇，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亦有以降虏效顺者，尤称骁健。近辽左李宁远专仗此树勋。”从上述记载来看，将领们为了笼络家丁，一般给予家丁超过普通军士十倍以上的待遇，“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李成梁对待自己的家丁可谓是待遇优厚。

“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等宅呼庐狭邪之类，俱曲以济之，有求必予”。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曾说过:“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综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此外，谈迁所著的《国榷》还记载，万历二年出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通过先借钱给家丁然后家丁以战功或战利品抵债的“准折之法”来畜养家丁。 当其穷时则贷之，或责以零剿劫帐，或责以御虏先登，计级受赏，即除前贷。由于家丁“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望（武将），故肯出死力而不他顾”，所以武将家丁战斗力极强，能够“以一当十，摧锋陷阵”。

明朝家丁制度的利弊分析

不置可否的是，家丁的产生的确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了明军野战战斗力低下的问题，明显提振了明朝晚期军事士气和战绩。据史料记载，到了明朝中后期，各级武将蓄养的家丁已经成为明朝军队的中坚力量，成为朝廷镇压内乱、抵御边患和出境抗敌的重要资本。家丁们频繁地跟随主公出现在明朝嘉靖朝之后的历次重要军事行动中。不少麾下有勇猛善战家丁的将领得到朝廷的青睐，指定他们承担重要军事职责。如明朝嘉靖年间，名将梁震麾下有五百精锐家丁，当时九边重镇大同屡次发生兵变，朝廷经过廷议，决定派遣梁震前往大同担任总兵，借助他的家丁力量弹压当地的动荡。

嘉靖间，大同兵屡变，连杀巡抚、总兵，文武大臣不敢约束之。廷臣乃议凡推用调补大同镇总副参游将官，务遴选善驭之才，必责其身带素练家丁百十以为亲兵，并厚养锋锐之气，以弹压各兵骁桀之心，遂遣梁震率其家丁五百人移镇大同。——《皇明经世文编》

此外，在万历朝的“万历三大征”中，将领们的家丁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宁夏之役，李如松亦曾率辽将董正谊等十余人带家丁数千赴之。——《筹辽硕画》

平播之战，“诏蓟辽总兵戴延春，游击叶卯荣，山西参将卢应亮，陕西都司丁南智，原任代州参将余德荣，固原参将陈松等各率亲丁赴川贵总督调用。——《明神宗实录》

在抗日援朝战争中，明军主将李如松率军进入朝鲜与日军作战，他的父亲李成梁挑选麾下家丁三千人交与李如松，这批家丁跟随李如松在朝鲜作战，特别是在以劣势兵力与日军的碧蹄馆遭遇战，李如松的家丁勇猛作战，取得了骄人战绩。

虽然明朝家丁成为了明朝军队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晚明时期军事颓势。但不过也是剜肉补疮之举，明朝家丁制度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朝将领对家丁力量的倚重，使得将领们更加忽视普通卫所军士的待遇和军心所向。当时的将领们只重视家丁部队而开始轻视普通部队，造成了军队之中唯家丁可用的局面。作为将领们的亲卫和精锐突击力量，家丁部属的力量得到加强，家丁的待遇优厚，却是以牺牲占军队绝大多数的普通军士利益为代价。

“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 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唯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

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饷作家丁养赡，是得二、三百人之心，尽失部下三千军之心。——戚继光《练兵实纪》

这就使得普通卫所军士因衣食无着，军士们无心训练，逃亡成风。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曾上疏言：

“临、巩边饷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自万历四十七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沿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普通军士受到歧视待遇，生活难以为继，日常训练无暇顾及，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纵使家丁们骁勇善战，以一当十，但因其人数有限，其结果就是明末虽有超过百万的卫所士卒，但真正能抵御后金军队的“不过诸将家丁耳”。明朝大臣徐光启也深刻地看到了家丁制度的这一弊端，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后，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指出，“今地大人众而不选不练，征兵十万，大半脆弱，集合诸将，仅得精勇家丁数千，又分四路。奴这二十年选练，犀利精强，本酋号令极严，韦都用兵有法，又恒以大众敌我偏师，渐次骚除，能无尽乎？”总的来看，晚明时期的明朝军队战斗力呈下降趋势。

二是家丁和将领之间有着隶属关系浓厚的主从色彩，使得朝廷军事集权的传统难以发挥作用，明廷逐步丧失了对军队的有效管理。在明朝中前期，为了防止将领们擅权，明廷规定了“兵将分离”的军事管理政策，但是，随着家丁制度的兴盛，国家的精锐武装力量逐渐汇集到各级将领手里，国家的“卫所”正规军反而被逐渐掏空，虽然明朝朝廷为了避免家丁彻底沦为各级将领的私兵，将定额数量的家丁纳入朝廷编制，每月给予禄米和饷银，试图加强家丁们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令京营将官有曾任边防者，每员准家丁二十名，每月给米二石，仍给犒赏银五两，于太仆寺马价或本营子粒银内动支。”

但是，家丁和将领之间仍然有着隶属关系浓厚的主从色彩，这就使得将领在关键时刻以考虑自身利益为主，甚至出现无视皇帝命令的情况。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屡屡无法突破辽东防线的皇太极改变进攻路线，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袁崇焕率关宁铁骑火速入关勤王，在皇太极暂时撤军形势有所好转之际，崇祯帝中了反间计将袁崇焕打入大牢。跟随袁崇焕勤王的祖大寿担心自身安危，未经允许擅自率军返回宁远驻地，即使是皇帝诏书下令也不愿意返回勤王，最后还是在袁崇焕亲笔书信和其母劝说以军功保全袁崇焕的理由之下，祖大寿才率军回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五，已经在西安称帝的李自成大顺军进逼北京，形势危急之下，在群臣的进谏下，崇祯皇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下令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弃守宁远，紧急入关勤王。吴三桂衡量当时的局势，认为大明气数将尽，不愿意把手里唯一的筹码消耗在对李自成大军的对抗中，但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吴三桂表面上顺从崇祯帝的勤王号召，开始将军队缓慢地向北京方向开进，等待北京方面传来的战报，当3月22日，吴三桂大军终于行至唐山时，得到了北京陷落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吴三桂果断地将大军撤回山海关。

结语

明朝家丁制度是在明朝开国之初创建的“卫所制”制度逐渐崩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国家正规军难以有效承担国防重任的情况下，明朝家丁因其骁勇善战，军事素质较高，成为了明朝中后期军队的中坚力量，在镇压内乱、外御敌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家丁制度存在整体弱化国家军队战斗力、将领私人隶属关系浓厚等弊端，家丁制度虽然多次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危难，但是，最终无力挽大厦于将倾，伴随着南明悲歌，明朝家丁制度也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