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满清代表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它来自东北的边疆地区，却很快在中原建立了统治，这种迅速的扩张无疑离不开其具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特别是八旗军。八旗军在战场上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斗力和组织纪律，使得明朝这个曾经辉煌的大帝国在短时间内颓势明显。而南明作为明朝的残余政权，为了求生存，他们只得在西南山地和东南沿海这些地理位置相对有利的地方与清军展开顽强的抵抗。这不仅是地利的选择，也展现了南明政权在逆境中仍然拥有的一些战斗意志和决心。

公元1662年，即使经过18年的漫长战斗，南明仍然未能恢复元气。而清军此时得到了历史上的汉奸吴三桂等人的帮助，终于击败了南明的最后一位皇帝——流亡在缅甸的永历皇帝，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统一。但这个统一过程并不简单，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山地战为清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不同的土司部落在清和南明两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这使得清军不仅要面对南明的军队，还要应对各种部落的反叛，无疑增加了征战的难度。

早在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西南地区的问题。这一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向清廷上奏，他指出滇黔地区的田地已经荒废，需要尽快开发。他提议：拥有荒地的土地主应被要求开垦，而没有主人的荒地则应该吸引平民前来垦荒。为了鼓励这种开发，他进一步提议对这些土地给予三年的税收优惠，并由地方政府发出官方的产权证书，以确保这些土地能永久地成为开垦者的私有财产。这种建议实际上为后来的“改土归流”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项建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实施。顺治皇帝在较短的时间内去世，他的继任者，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在面对巨大的国家事务和政治斗争时，自然不可能对遥远的西南地区有太大的关注。但这也显示了，清政府早在康熙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西南地区的重要性，这为后来的清朝西南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藩之乱，这场震撼清廷的大规模叛乱，不仅考验了大清帝国的治理能力，还把西南土司问题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急程度。在这场历时八年的混乱中，西南的土司们活跃地参与了叛军，给西南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土司们通常都拥有庞大的地盘和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行动无疑给清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康熙帝在前中期正忙于对外战争——包括收复台湾、对抗俄罗斯沙皇帝国和征讨准噶尔汗国，因此一直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解决西南土司的问题。

然而，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随着其他战事的逐渐平息，康熙帝终于有机会专心解决西南问题。他的首选是湘西地区，一个与内地相对靠近但充满敌对土司的地方。这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政治试验，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文化措施：包括驻军、屯兵、修边、筑卡等，不仅强化了军事存在，还在当地推广儒学教育，希望通过儒家思想改变当地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镇压反叛，更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司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湘西很快就被纳入了大清帝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康熙帝的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后来的土司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参考

雍正皇帝在康熙帝的基础上，更是有意深化和加强对西南土司的改革。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智慧，但在执行力上更为果断。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了一项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完全废除土司的世袭制度，以及重新划定行政区域，设立府、厅、州、县，更进一步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提案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雍正帝不仅批准了鄂尔泰的方案，还委任他为这一改革的主导者。这一决策显示了雍正帝政治手腕的果断和远见，他明白这项改革不仅能够消除土司制度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还能够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随着这一决策的实施，大清帝国的改土归流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既显示了清廷的政治决断力，也显示了清朝对内政的调整与改革的能力。

雍正六年，这一年在清帝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年，雍正帝任命了一位才干出众的总督鄂尔泰，负责监管云、贵、广西这三个南方的关键省份。而鄂尔泰的出任，标志着清廷对南方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他的统治下，贵州的按察使张广泗获得命令，前往黔东南地区，深入当地进行“改土归流”的活动。这一政策意在消除土司世袭制度，进一步巩固中央的统治。张广泗不仅带领军队深入黎平府古州和都匀府丹江，更进一步设立行政机构，为民理纷，并使得这些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纳入大清的统治范围之内。

而与云贵广西接壤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土司，他们的势力相对较弱，面对清廷的强大压力，纷纷选择了让步，主动交出了世袭的领地和印信。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大清帝国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次成功的改土归流不仅展现了清廷的决心，更为后续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皇帝，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在他的统治下，清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继承了父亲雍正的改土归流政策，乾隆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决策发动的瞻对之战和大小金川之战，成功地剿灭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势力，使得清朝在川边地区的控制进一步稳固。而乾隆的野心并不仅仅止于此，他将改土归流的目标扩展到了更远的西域。

新疆，这片位于天山南北的辽阔土地，在乾隆二十四年正式被纳入了大清的版图。面对这片新领土，乾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并没有选择采取强硬的镇压策略，而是选择了招抚。大量的内地流民被吸引到这片新疆的土地上，进行边疆的守护和垦殖。乾隆明白，一个稳定的边疆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压制，更需要经济和文化上的交融。因此，他委派了大量的官员前往新疆，进行地方的治理，确保这片新领土的稳定和繁荣。

古籍中的记载常常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政策的效果。在这篇史载中，乌鲁木齐和辟展被描述为繁荣的商贸中心。这两地，原本可能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边陲，但在乾隆的统治下，它们逐渐变得充满了生机。屯政，也就是军屯政策的推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和商贸活动。

商旅、商贾、农夫、工匠，各种各样的人群源源不断地涌向这片新的疆土。他们带来了文化、技艺和商业活动，使得这片土地日益繁荣。小小的茅屋和粗糙的土房子逐渐汇聚成了繁忙的市集和村落。而那些在甘肃等地无法谋生的人们，也纷纷来到这里，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开辟一片新天地。他们或耕种，或经商，使得这里的经济活动愈发活跃。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不仅仅是对新疆的成功治理，更是一次对国家整体战略的成功实践。

康雍乾三代，是清朝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在这三位帝王的统治下，大清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家战略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改土归流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消除土司制度，强化中央对边疆的直接统治。而在这一运动下，大清成功地将大片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也为今日的中国版图打下了基础。

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和决策，使得清朝的疆域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这一运动并没有在他们之后结束，它成为了清朝政策的一部分，延续了几个世纪。即使到了清末，当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依然有像赵尔丰这样的官员在四川等地进行改土归流的活动。甚至有计划将这一政策推进到遥远的西藏地区。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没有实施下去，不久后大清帝国也宣告结束。

民国时期，吕思勉这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对于清朝的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于清廷的政策和行动，持有一定的批评态度，但对于改土归流这一政策，他给予了相对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虽然清朝在对外用兵上可能并不总是成功，但其对于国内的政策调整和土地整合，却完成了前代未能完成的任务。

特别是在湘西、云南、贵州和四川这几个关键的省份，清朝成功地消除了土司制度，建立了中央直接统治的行政机构。这为大清帝国的统一和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思勉的评价，可以说是对清朝改土归流政策的一个中肯的总结，也为后人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对于统一和稳固国家的渴望。这并非仅仅是一场对土地的争夺，更是对于权力、文化和传统的再塑造。在这一运动下，许多原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以及那些长期以来保有自己传统和文化的少数民族，都逐渐被纳入了大清的版图中。

而这一过程，不仅仅涉及到军事征服和行政调整。文化融合、教育普及、经济互通，这些都成为了清朝进行改土归流时的关键手段。许多地方的文化和习俗开始与中原地区产生交流，一些新的制度和学问也开始在各地普及。清朝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淡化了这些地区原有的差异，使其更加贴近中央的文化和思想。

同时，清朝也重视对这些新纳入的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新的交通路线被打通，商业交易得到了鼓励，使得这些地区与中央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使得文化和思想在各地得到了传播和普及。

然而，这一政策也并非全无争议。一些地区和少数民族对于这种中央集权的模式产生了反感，觉得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受到了威胁。这也使得清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需要兼顾各地的实际情况，寻求一个平衡点，确保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也保护各地的文化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