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封建朝代皆是以农立国，“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农耕文明最普遍的生活方式，而明清之际则是封建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鼎盛时期，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耕地面积屡创新高。

比如清代官修的《明史》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这个高达850.76万顷的田地数是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明实录》记载的这年人口数为6054万，这样算来当时人均耕地面积达到了14亩之多。

01 明初田地数高峰数据背后的疑问

这个历史性田地面积数据自然是令人兴奋的，但同时也在近百年来引发了大大的疑问。因为在明代官书《明实录》的记载中，明朝全国田地数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之前，从未超出过488.19万顷。例如，《明实录》记载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田地数为366.77万顷、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田地数为387.47万顷、宣德元年（1426年）田地数为412.46万顷，皆不足《明史》所载洪武二十六年数据的一半。

这就引起人们对849.65万顷田地数记载的疑惑，《明史》所载数据难道是笔误？但事情并不能这么简单看，因为在《大明会典》、《后湖志》、《万历会计录》等多部严肃的典籍中，关于洪武年间田地数都出现了与《明史》近似的数据记载。

比如，《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后湖志》记载“国初，直隶府州并十三布政司田土总计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从《万历会计录》的记载中也能轻易推算出洪武年间耕地数为849.76万顷。

所以有这诸多史料的相近数据作为佐证，就不能简单将《明史》对洪武年间耕地数的记载归为“讹误”。

实际上人们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明史》和《明实录》中，各自所记载洪武年间田地数的巨大偏差。著名史学家吴晗就认为这两部书对洪武年间田地数的记载都是可信的，他在长文《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认为，有关洪武年间前后几组数据急剧增长的原因是“多年的垦辟和大规模全面的丈量”。也就说，洪武年间虽然出现相近年份田地数记载的悬差，但这主要是田地丈量滞后造成的，而并不是人为的数据“讹误”。

所以人们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明史》所载的前后两个田地数据：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田地数850.76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田地数422.81万顷的过山车般骤减。

02 两位日本学者对明初田地数据的解释

较早尝试对此进行解释的是日本学者清水泰次（1890-1961），此人被认为是日本学界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他在1921年提出的观点是明代土地统计分为田、地、山、荡四类，认为弘治数据偏低的原因是只统计田、地数量，洪武数据偏高则是因为囊括田、地、山、荡在内。

但是清水泰次的观点随后被另一位日本学者藤井宏否定了。藤井宏在1943年至1947年间陆续发表了题为《明代田土统计に關する一考察》的系列文章，文中论述认为明代田地统计自始至终都包括田、地、山、荡四类，弘治十五年的数据也同样包括这四类土地数据。

同时，藤井宏也提出了自己的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他认为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各布政司及直隶的田地数字存在两处错误，一是湖广220万顷的田地数字多写了一个“2”，应修正为20万顷；二是河南 144万顷的田地数字多写了一个“1”，应修正为44万顷。这样就把洪武年间800余万顷田地数挤掉了300万顷。但藤井宏的解释并未止于此，他的第二个解释是这800余万顷数据是由征赋实耕数和待垦可耕地数两部分组成，认为其中征赋实耕数仅为380余万顷。

藤井宏对湖广、河南田地数字错误的解释有一定的史料依据，《南京户部志》、《湖广总志》、《湖广图经志书》、《大明会典》等明代典籍对不同时期湖广田地数的记载分别是24.95万顷、24.93万顷、25.63万顷、23.61万顷，均接近藤井宏所推测的20万顷之数。《河南通志》、《河南总志》等明书所记载的不同时期河南田地数，也同样极为接近藤井宏所推测的44万顷之数。

不过，尽管藤井宏的解释得到何炳棣、马丁·黑德拉等国内外著名史学家的认同，但仍有不少学者从他的两个解释中找到了破绽。既然藤井宏的第二个解释认为洪武年间800余万顷数据包含征赋实耕数和待垦可耕地数两部分，那么湖广、河南的田地数字就不见得是错误了，而很可能是计入了大量待垦荒地的缘故。

03 两位中国学者解释明初田地数的新观点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田培栋教授，他在题为《明初耕地数额考察》的文章中认为“明初湖广地区的地方官把许多湖田、退滩地、荒芜以及不能种植谷物的山地都统计在田土数字之中”，这才导致洪武年间湖广田地数据的大大膨胀，河南的情况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当代明清史专家顾诚则从另外的角度，质疑藤井宏对于湖广、河南田地数字错误的解释不能成立。顾诚指出《明史》对于洪武年间800余万顷田地数的记载，其源头是《诸司职掌》对洪武年间田地数的记载：“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

《诸司职掌》刊印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是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的一部法典性质的典籍，也是明朝最早编成的一部官方文书，可以相信《大明会典》、《后湖志》、《明史》对于洪武年间田地数的记载都源自于对这部书的援引或参考。所以，如果《诸司职掌》对洪武年间800余万顷田地数的记载准确无误，那么藤井宏所谓数据错误的解释就不能成立。

顾诚在其文章《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强调朱元璋是一个严格的人，《诸司职掌》与同时期《明实录》关于当时田地数的记载存在极大出入，《诸司职掌》的编纂者如果不能对所给数据有一个合理解释，是不可能过朱元璋这一关的。同时也强调洪武年间对户口、赋税、田地的统计，是经过严密丈量和反复核验的。

例如，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出动大军“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在洪武十三年曾下旨要求“天下丈量田地山塘，不分远近、垅坑、排乾、垇、高阜、低洼、有无源流，一概丈量”。可见，朱元璋是一个办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诸司职掌》所记载的田地数除归为错误之外，极可能还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在另一篇题为《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的文章中，顾诚详细论述了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管辖，一个是由朝廷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构成的行政系统，另一个是由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构成的军事系统。他由此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那就是《诸司职掌》所载田地数之所以远远高出前后时期的记载，是因为《诸司职掌》中囊括了军事系统所管辖的土地，而其他的记载则只是对行政系统所管辖田地的统计。

这个观点能够很好解释《诸司职掌》记载中湖广、河南田地数偏大的原因，它们之所以偏大是因为大量军事系统田地的寄挂，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掩藏军事机密。因为明帝国军事系统的田地是军队屯田，通过屯田数量就能够大致估算明帝国的军队规模。

不过，顾诚的这个论断也同样存在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地方，那就是明初的卫所屯田很可能远未达到400万顷的规模。

古代用于丈量土地的步弓

04 更难解释的另两个高峰数据中藏着的“密码”

在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军事系统内的卫所向州县的转制及其辖内田地转归行政系统，《明实录》中也出现了极高的田地数记载，这些数据似乎能够成为顾诚观点的侧面证明。其中一个是记载明中期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田地数为835.75万顷，另一个是明晚期万历三十年（1602年）田地数为1161.89万顷，这两个都是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的数据。

其实前面已说过《明史》记载弘治十五年的田地数为422.81万顷，但除此二者外这个年份还有另有两个田地数据，一是《后湖志》所记载的429.23万顷，另一是《大明会典》所记载的622.85万顷。对此，《明史》援引嘉靖年间官员霍韬的说法，认为数据偏低的原因是：“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籓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

如果对弘治十五年这些田地数据还能用土地兼并和隐匿失额来解释的话，那么学者们对于万历三十年高达1161.89万顷的田地数，就只剩下空洞的质疑或是溢美的赞誉了。例如，田培栋认为这个数字是我国垦荒史上“惊人而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研认为这是经张居正清丈统计后的数据，“在明后期诸年数字中最为可靠”。何炳棣也说“这个突现一次的明清高峰数字，无疑义地是比其他数字更接近当时的耕地面积”。

而实际上，由于古代田地丈量中复杂的田亩计算方式的存在，要想弄清楚明代这个农耕文明高度发达时代的田地计量原理，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朝遗民顾炎武曾写出一部120卷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详述了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就写到明初山东青州田地丈量中的折亩现象：“肥地一亩折赋役地三亩，稍次一亩折二亩，又次者一亩折一亩半。照地折亩，按亩征粮，以为重轻等准则。”

明代学者唐顺之在《荆川先生文集》中也记载了嘉靖十年河南裕州的折亩现象：“以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而当一；冈石山田，三而当一；冈石山坡，五而当一；山石陡坡，十而当一。”

《休宁县志》所记载的当地万历九年的折亩原则更是无比精细，将田地分为多个类别，其中“一等正地”是30步为一亩，而末等的“下下田”则是300步为一亩，两者的实际面积相差十倍之大。

所以明代田地数据中的“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面积单位，而是经过了类似于加密处理的折算单位。这个“亩”根据田地在不同年份的肥沃程度，有时候少于实际的一亩，有时候则大大多于实际的一亩，可能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等同于实际的亩。

也就说，各种史料在不同时期对于明代田地数记载的偏差，既受实耕数与待垦荒地、行政田与军事田的统计范围的影响，也受因田地肥沃变化而对“亩”进行“加密”折算的影响，很难客观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