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激烈党争造成的沉重后果，一起来看看吧

2021年12月18日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喜欢他、钦佩他的人称其为“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不喜欢他、贬损他的人说他沽名钓誉，用激进的改革将北宋推向了衰败的深渊。

历经千年，沧海桑田屡次变迁，找到正确的评议很难，让我们尝试掀开历史的面纱，努力还原改革真相。

改革失败，不能不提司马光，不错，就是主编《资治通鉴》、砸缸的那位。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辣水记闻》、《潜虚》等。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

3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司马光将新法比之为毒药，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病中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居然无限感伤地说：“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矣！”为了政治主张能够实现，信念居然支撑着他从死亡边缘又回来了，被皇太后拜为宰相后，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但改革果真如司马光所说“舍是取非，兴害除利”，或“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吗？

下结论前，先让我们研究下王安石这个人，他自幼聪颖，醋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断不会蠢到是非不分，做出病民伤国之事。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所处的朝代，已是积弊日重，积贫积弱。宋神宗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即位后，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同心，共同推进变法。于是一场旨在彻底根除封建制度所有弊端，极可能让中国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的全面改革开始轰轰烈烈进行。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除，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尤其“富国强兵”的效果十分显著。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泌、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案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纵观历史，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再调整，总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但只要改革对国家民族生存有利、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进步，就算是好的改革。

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能从大局出发，而是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进行激烈的意气之争—党争，换句话说，即对方反对的事，我要坚持，对方坚持的事，我要坚决反对。

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一个天资聪颖，一个刻苦勤奋，均在文学上取得彪炳史书的成就，纵然如此，依然无法摆脱社会的消极影响。司马光曾私下写信三封探讨改革，可措辞火药性较强，认为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弊端较多：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

鉴于当时党争激烈，王安石把司马光说的话特别是那句“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理解成司马光本人对自己是这样的态度，颇为生气，《答司马谏议书》随之强势推出，将司马光批得体无完肤，后人至今读起来仍替司马光脊梁骨直冒冷汗。王安石还要求各级官员传阅学习，连许多平民百姓都知道了，都认为司马光无事生非、目光短浅、思想错误。以平常心推测，司马光必怒不可遍，他只有尽最大努力将变法全部推翻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进而维护自己的尊严，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

《答司马谏议书》是从古至今著名的驳论文，通过论战，充分表明王安石改革的合法性、正确性，却无意中树立了最大的政敌，为改革失败埋下了伏笔。也许可以携手前进的两人感情彻底决裂，从此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分别领导变法派和保守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王安石任宰相时，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消除不和谐杂音，把持异议的保守派大臣一律逐出朝廷，完全排斥对立面。哪怕如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也差点被人迫害丢了性命。

司马光任宰相时，更是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旧制并非一无是处，新法也不会毫无弊端，旧的起初是新的，新的早晚也会变旧，如有永恒的东西，就必然会有变化的部分。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完全意气用事，放弃党争，携起手来，按照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方法，把旧制改得更适应社会，当是民族之幸。国家实在经不起折腾，如差役法，开封知府蔡京（微宗朝四大奸臣之一）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变法）以前还要严重。

苏轼对司法光全部废除王安石的政策的做法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司马光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两个短腿的鳖怎么能踢到对方呢？意思是不能实现。司马光不听劝，苏轼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曾几何时，王安石不听劝，司马光不也气得咬牙切齿，毫不客气送他“拗相公”外号。司马光不知不觉中变成自己曾最讨厌的人。

以“司马牛”和“拗相公”为首的官员所进行的残酷党争，直接导致具备跨时代影响力的变法彻底失败，北宋从此不可逆转的加速走向衰败。

多年后，崖山海战，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易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展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民族气节。令人悲哀的是，战后中国第一次整体被游牧民族征服，华夏文化发生断层，民族人口也锐减到887万，可见悲惨程度。